菲勒普•萨多:制度层面的代际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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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勒普·萨多 傅江湲译 在几年前，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生态问题似乎是政治、科技争论的敏感主题。但如今，在环境问题如此严峻的情况下，政府仍然没有将应对气候变化居于优先地位。该问题的惯常解决方式，往往在于政府层面。但是，这种模式存其局限。现今，“全球本土化”治理模式的提出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解决代际公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全球本土化”将全球、区域层面的行动有机结合，在前述问题的解决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超过传统方式。但是，自从布伦特兰委员会将代际公平定义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以来，该理念的实际作用正在渐渐褪化。更为不容乐观的是，在里约+20大会，经济和社会要素压倒了环境要素成为最受关注的社会发展问题。这加剧了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冲突。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现今，许多国家已经加紧通过制度保障后代利益的步伐，此类国际运动也可谓沛然大备。此类在联合国推动、保障下的监管机制，将对后代利益保护以及当前、将来生态危机的应对起到重大的积极作用。. I 生态危机的体系
经过了80年代晚期质疑，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例在90年代早期发生了改变，在第一次里约地球峰会之后，环境科学家似乎用越来越严重的数据告诉我们社会的黑暗前景，而不论有没有来自于传统能源产业的国际大公司支持,那些科学家已经开始受到这个新的大多数的强力反击。于是，他们试图弱化人们所要面临威胁的严重性，常常试图讥讽那些气候科学家和他们的数据。在2000年，地球两极的冰山以稳定的速度持续融化着，珊瑚礁失去了承载海洋生物的能力，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持续突破最高纪录。这场争论最后以任何严肃的科学家都不再反对这些现象而告终。 2. 一系列联合国、独立组织和政府的研究 过去的十年里，联合国已经发起了数个大型关于气候变化和其他生态环境问题间关系的研究，例如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空气污染、土壤退化、臭氧层空洞、废物和危险化学品等。数以千计的科学家，大多数来自于广大的西欧和北美的大学里，以及亚洲、非洲的顶尖科学家一起直接或间接（发现数据）参与到气候和生态环境的研究中。每隔3-5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下的联合国全球环境展望报告都一再强调地球上的环境正按照一定的趋势退化。除了联合国和大学联盟之外，某些国家的政府认为了解环境问题和发展问题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当前英国政府研究所的领导者蒂姆·杰克森发表一篇著名的研究“零增长的繁荣”的时候，法国政府也在委托思特恩做出一份相应的报告。不巧的是，不只民间组织对环境研究和方案有兴趣，连军方都有意加入这个行列。在最近几年，美国五角大厦也开始发布一些关于重大环境事件可能带来对社会和国际政策影响的报告，让我们深深反思。 3. 一些概念的界限 个别的环境问题都被专门的科学研究机关很好的给整理出来，而且一旦生态压力对我们社会群体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我们将有希望看到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相关立法的实现。除此之外，相关机构体制也将随之建立起来，并整合出相关的行政执行方案。 我在这方面发现两个问题。比较小的问题是大多数的生态灾难在社会和经济复杂的关系链开始之后才延迟很多发生。比较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生态灾难是独自发生的，通常是以一个较为庞大的生态灾难系统发生。过去几十年到现在，我们所驾驶的汽车排放了太多的CO2、NH4以及其他温室气体到大气中，利用化石燃料的电能生产,个人或者社区的供暖系统的排放（也包括农业以及其他我们经济和社会活动的一系列延伸活动）这对生态系统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在几十年之后，当我们开始去改变地球复杂的气候平衡，不难发现下面几个结果。 第一，不寻常的气候特征导致地区灾难的频率上升，接着越来越严重的后果。例如干旱、不均匀的降水，接着成倍数上升的灾难对农业、食品安全以及其他生活领域起了愈来愈大的影响，然而因为能缓冲这些问题的程序被废除了，所以这些问题就愈加严重。但是当正反馈循环，例如冰层覆盖能够减少阳光反照率、来自于苔原及深海所释出的甲烷也能有所帮助。虽然只要我们社会一旦开始直接地解决问题就不应该低估我们社会的技术水平。但是对某些国家来说现在才引入缓和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有可能太晚了。 第二，与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的种种生物的灭绝尚未在决策者们心中引起应有的重视。这里所指的决策者不仅是身居要职的政治人物，问题同样关涉到大众，他们是消费者、选民，是我们社会和经济发展真正的决定者。生物学、生态学家告诉我们，每二十分钟就有一个物种永远消失，而这自然只是象征性的描述，因为事实上，物种的存亡相互关联。植物和动物生存在一个生态系统当中，一个物种消失就能使整个系统变得脆弱，并引发更多物种的加速消失。这是众人皆知，即便是对一个外行人亦是很好理解的。然而，对这样后果的严重性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我们即将面临周遭生物样态的巨变，农业、林业以及数种工业领域内生态效益的消失，以及不可避免的公众健康问题，比如爆发人类迄今为止都不甚了解的流行疾病。 第三，未来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岌岌可危的环境因素是土壤和耕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那场所谓的绿色革命也许的确增加了全世界的农业产量。但是，化肥和杀虫剂对于十分复杂的土壤中的生态系统是外来的，它们杀死了作为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生物，使土壤变成了无生命的母质层。这个问题同样未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将土地仅作为产生利益的工厂，而不努力保持其生态平衡。土地管理者的使命就是不计代价的使用化工产品来获得更多产出，否则他将被淘汰，取代他的人或许还不如他能干，但只要更加贪婪就可以了。自然这一问题也有缓解的希望。农业科学研究找到了可以生产足量的农产品又保持地力的技术。一些本地的社区和小农意识到了土壤退化的问题并决定为了自己后代的利益而保护他们代代承袭的土地。但到底盲目的食物产量追求和生态保护观点相碰撞的结局将如何，难以预料。这一领域的争议不止于此，除了土壤污染问题，还有土壤侵蚀问题也是我们未来粮食供给的威胁之一。 我们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和土壤退化视为“较小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较大的问题呢？作为环境科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来源之一，《自然》杂志2009年9月号23期中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些生态灾害并非孤立地存在，它们更应该被称为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作者称之为大气边沿（无法理解！）。在该篇文献中，有一个有趣的蛛网状图（该杂志中的文章常常如此）。这个图表现出来的首先是，人类要面对许许多多的灾害，且其中至少三个，气候、物种多样性和土壤，其严重程度已经超过警戒线，而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恶化的进程将不可逆。作者将之称为临界点，并打比方说明，将一个酒桶往山上滚，控制得很好，但当他到山顶后，酒桶就会很快地自己往下滚。更加具有威胁意义的是，这三者形成了一个充满相互作用的体系。比如，气候通过沙漠化等众多方式极大影响到农业生产，而农业也对气候广泛地施加影响，比如毁林和家用甲烷的排放。物种多样性也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给农业造成巨大损失，比如传粉困难，许多农作物目前正因此在陆地上失去种植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自然环境中还有很多因素虽然还未达到临界点，但是这些因素在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中却已经十分活跃。这些因素包括化学制品、废料、水域尤其是正在迅速缩减的人类淡水保护区以及空气污染。表现为由跨境以及当地的污染物引起的地方雾霾问题（比如导致酸雨），尤其当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生态系统灾难。 4.政府的惰性———可能的原因 总结我在先前章节里的论述，我们能得出结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有些人称之为“人类世纪”。明显的气候异常，北极冰山和高山冰川的现状，至少三分之一的珊瑚已经消逝，在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已经对区域政治产生影响，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无疑，全球生态系统的灾难会一直伴随我们。这已经毫无疑问会关系到我们的生存问题，至少是关系到人类文明能否延续，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南半球还是北半球都是一样的。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国际和各国政府及其他主体都表现出被动的态度。极大可能的原因的是对于这个矛盾没有单一的答案。随着这种恐惧心理的增强，群众对政府的否认就会增多，其他社会心理保护机制也可能会发生。与此同时主要的经济推动者和与之有密切联系的政治家们就会饶有兴致地讲明生态危机的本质以及我们的过失。因为他们需要以"污染者承担"原则的名义在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方面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对环境做出破坏的行为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文化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我们对环境的忽视：我们实证主义的科学遗风，后拿破仑一世作风的“现代”文化已不适应大学部门或行政机构在我们现行的国家制度的实际情况，因此，在处理现实问题中出现了严重困难。 5. 全球和局部的横向解决方案 很多人说，国家一级应该在应对我们时代的生态系统灾难的联盟中负有更轻的负担。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现状，而如今我们的自然环境现状应该由那些经济和社会关系主体来负责。难怪当政府在进行国际谈判时运用自私而又精明的策略，遵循一致的“搭便车”政策。然而，很自相矛盾的是，气候政策国际一级却往往比国家一级取得更可喜的成绩。各国通常都派他们最专业的外交官参加国际谈判，更重要的是，政治家通常的伴侣即大公司的游说者很少陪他们出席这些场合。相反的，有几个主要的群体活跃于国际场合，尤其是联合国的几个论坛——尽管有人可能会希望更多的网络群体、妇女、土著人、自治区当局政府、农民代表、科学家等组成的民间环保组织有更强合法性。 在另一方面，在政府之下，有许多当地小区与社区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且在真正意义上更具有可持续性。他们对可持续农业、水资源管理、废物管理、替代能源甚至本地货币进行试验。正如绿色和平组织的标语所言：立足本地，放眼世界。通常这些当地组织，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较大的、非正式的国际组织的一部分。他们交换观点和解决方案，他们代表了我们真正的希望，他们可以帮助实现显著的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尤其是当他们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例如像在索马里当地可持续发展的社区部）。 II. 代际正义和可持续发展 1. 代际正义作为历史观念 当我们这一代中的很多人在因沙漠化、淡水锐减、鱼类消亡、干旱和洪水（有时在一年中发生在同一个国家）造成的生态系统危机而遭受痛苦时，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将会面临更加糟糕的境遇：人口持续增长，石油达到开采峰值，接踵而来的是更多资源的消耗殆尽，首先是磷酸盐，如果没有它，再循环就不可能进行，农业也就会止步不前。 气候变化不仅将会使海平面升高（首先将小岛屿从地图上抹掉，接着就会淹没沿海地区）而且将会导致天气变化，农作物和野生物种将难以适应。现在是时候应当积极解决代际公平问题。即使从现在开始预防资源的枯竭和子孙后代即将面对的灾难都已经为时过晚。在我们开始讨论“代际公平”这个词的本质之前，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观念：代际公平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使是两到三代之前，所消耗的资源不至于剥夺后代的使用，后代依然能够使用同等数量的资源，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的先辈再正常不过。我知道我们祖父母即使去死也不愿意负债生活。只有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父母这一代的少部分人开始使用事实上属于21世纪的子孙后代的资源。 2. 布伦特兰委员会对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定义 来自“发展限制”的警告已经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过度消耗地球资源可能造成的后果——尽管在八十年代早期世界平均生态足迹仍低于1.0 。1984年，作为里约地球首脑会议的准备（会议召开的8年前），联合国秘书长建立了由布伦特兰、戈洛·哈勒姆领导的委员会，其任务是测量人类仍可以使用的自然资源，并提出多种策略来让这些资源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布伦特兰委员会于1987年将其组合成一篇长篇幅的报告，重点放在代际公平问题上，即警告如今这代人必须以一种让后代能够享有合理数量的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社会与经济需要。很多学者开始着手研究这一话题。来自乔治城大学的布朗·维斯就是其中一个。她开发了多种模型，列举现在以及未来几代人之间的妥协等级，也考虑到社会、技术和财政方面，警告不要束缚我们后代比我们拥有更自由的选择。 3. 可持续发展的时间维度的缺失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会议迎来了一个充满了乐观和创造力的全球性改变的热情期。各国接受国际上保护气候和生物生物多样性、抵制沙漠化的重要而严厉的法律，虽然他们未能缔结禁止砍伐森林的条约——首先是因为未能解决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一次里约会议也制定了一系列温和的法律解决措施，比如《21世纪议程》和里约27原则。在这些框架中，参与者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可持续发展应该定义为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利益平衡（绿色和平组织在其敲定不久之后就称之为“纯粹环保”的妥协）。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这个术语发展的早期，积极结果就是对于我们基本问题的系统性认识；必然的负面影响就是逐渐丧失给后代的参考。此外1997年，联合国重新审视五年来的里约文件，于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2012年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所谓的环境支柱也已经逐渐失去了它的位置。而如今我们这个时代，它已经落后于其他两个支柱居于次要位置。在我们最痛心疾首的部分有这个时代的经济危机，而环境方面的问题就远居其后了。我们不得不发现一个基本的（原始的）环境文件名字为“我们想要的未来”，由全球上百个国家地区首脑在环境峰会上签署，却未能在前几页提到任何严重的环境问题担忧，而是直接提出我们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毫无疑问也是最痛苦的问题）。 4. 对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本质的误解——并非全能 巴兰统小组，是于1982年由丹尼斯·梅朵在匈牙利建立的环境方面领先专家构成的小组。该小组坚持每年在匈牙利最大的湖—巴兰统湖举行为期一周的讨论。讨论主要针对在经济与政治生活中采用的多个决策模型的变化。他们指出社会系统有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其中的因素受多个刺激或抑制束缚，由此组成了加速或是平衡的循环圈。一般来说，并不是所有束缚都一样强大，所有的影响也并非同样巨大。换句话说，在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特定的分级。尽管因为对我们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本质的认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但是在它发展的二十多年里，这个概念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最先提出时的份量。如果我们分析“我们想要的未来”这篇文章，我们会发现可持续发展的分支系统已经被束之高阁，无人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其分级。这种错误研究方法的产生是由于可持续发展系统失去了它的边界，任何事情看起来都能牵扯到它，从全世界的失业问题、工作数据、内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的具体问题。如果新的世界峰会想要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重要问题，那么它就什么都没有解决。如果我们忘记了物质世界的现实而去跨越星球边界，我们会发现我们和追随我们的后代甚至都无法进行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我们的社会无法成为一个适宜居住的家园。 5. 可持续发展及国家章程中的后代语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第一次里约地球峰会上制定章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环境保护和代际公平。20多个章程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全球最新章程之一就是2011年薪匈牙利章程，列举了一些最基础的自然资源，如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并且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利益，声明了保护资源的义务。甚至在财务预算方面，匈牙利立法委员想强调国家预算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为超过限度的预算支出它有可能严重的伤害到我们下一代的生活条件。至于在匈牙利新宪法里有关于代际正义的制度的方面，设有议会监察专员（独立于政府）及两个代表（由议会直接选举的），其中之一是负责未来几代人的利益保护。 III. 制度视角下的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
后代机构所应用的这种多学科、富有创意的方法的使得不知变通的国家官僚地位尴尬，因为他们虽然在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表现良好，但却很少在其他相关领域感到得心应手。最终，FGO广泛的关系网，与NGO组织密切的联系、专业的组织机构、教堂还有活跃且频繁的新闻报道引发了政治势力的嫉妒和猜疑。总之，这些为未来几代人也为当代人的自然资源奔走呼号的新机构最终成为了系统中的异类。这是又另一个问题了，未来几代人将如何评估这一场景：争论中的哪个党派将被视为不符合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文化的不断传承的需要？即使各国政府很难容忍这些机构，但这些组织很有可能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IV. 里约+20, 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 1、专业的筹备工作和外交级别上的搭便车政策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有一个事实一直在被质疑：里约+20 世界峰会能否被召集起来，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不断延展的矛盾是否会阻止双方在世界的生态问题上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对话。最终，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的环境规划署为特别代表的具有高度专业工作水平的联合国机构促使了绿色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体制，使得超过一百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坐在了谈判桌前。作为一个最主要的准备活动，联合国秘书长于时间近晚的2011年八月委任了一个由芬兰总统哈洛宁和南非总统祖玛带领的22个成员组成的高水平小组。尽管他们相较于25年前的布伦兰特会议有更少的工作时间，他们还是对世界环境状况进行了分析，对于在第一次里约地球峰会20年之后国际社会取得的结果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并且2012年2月他们提出的一系列足够实际的建议，承诺了足够公平的结果。但是，在工作筹备期间小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缔约方辛苦的外交政策逐步地侵蚀了提议的实质内涵。促进绿色发展的宏观渐进式理念被弃于甚为简洁的章节，在实现材料循环、削减浪费和减少工业原料需求方面并没有制定切实计划，在技术转化方面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这个雄心勃勃的机构发展计划基本上是结束于空头承诺和虚假的发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现在还没有成为一个有能力去与世贸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相似的在谈判中具有声望和高度影响力的机构。破灭的原计划是十分值得珍视的，但是随着联合国一般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这个机构的财务状况将会逐渐固化。 总的来说，世界上的国家像往常一样等待着彼此去拯救这个世界。每个国家都认为应该由其他国家去进行这项代价高昂且痛苦的任务，而他们自己得以继续他们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这就是现今隐藏在支撑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背后的事实。 2.“我们渴望的未来”的剩余价值 正如著名的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曾经说过的：甚至连反对选举都有自身的腐败之处。有趣的是，具有破坏性以及过于简约的政治决定使得里约+20峰会成果文件的原始草案中保留了一些先进的元素。对环境恶化的事实澄清和对以科学为依据的政策的需要体现在如“仔细评估可持续发展的状况以及主要国际承诺的履行情况”的文字中。另外对于发展的欲求以及使用新的指标并以之取代GDP指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文字同样出现在了文章当中。系统性的思考被一些诸如“结果导向的方法”、“关注跨部门以及交叉问题”、“连贯性”和“国家政策方面低碎片化”等词语所推动。“建立协作网络”被明确地提到，而在主要群体所代表的各个社会阶层中存在许多关于“建立协作网络”需求的间接说法。公众参与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优先性的“协作网络”形式同样被归划为“我们渴望的未来”范畴。国际环境法中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同样被重视，这一类的方案有例如：确保地球和自然的法律人格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保护。另外，一个相当有趣现象是一个超过500个多边环境一揽子协定的也同样出现在题为“我们渴望的未来”的文件中，而这却不符合最近法律文献所倡导的思想。 3. 有关子孙后代的提案的命运 直到谈判的最后几天才提出这么一个方案——为了子孙后代设立一个全球性监察员、代表或委员——这是“我们渴望的未来”专业草案中最具有进步性的特征之一。因为一些如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保留意见，G77从谈判的一开始就对此进行了重点关注。但是，一位驻联合国墨西哥大使准备了一份看上去很难拒绝的妥协文案。不幸的是，谈判中对于这一点相关的问题，欧盟27国和美国代表都不会去保护这个提议是清晰可见的。所以这个提议只能以失败告终，哪怕它曾承诺过在一年半的准备期间会有专业的研讨和主要群体的大力支持，哪怕它还凝聚了对于我们后代的命运极为焦虑的人的同情与支持。 但是，文案中涉及了一个苍白的微乎其微的提议，那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应该做出一个具有保护子孙后代利益的形式的提议。在这场政治事件的闭幕日上，潘基文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他于发布会上声明，在与各个主要代表群体，特别是青少年代表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他将建立一个代表了我们儿孙利益的社会公共机构。几个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例如世界未来理事会、北方可持续发展联盟和地球之友等，并且对于该声明他已经采取了积极的行动。他们承诺将支持此种形式的社会公共机构的建立和运作。 4. 一个协调南北对话的独立FGO机构——促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被忽视的一环？ 一个为了后代设立的联合国高级代表或者一个全球性的监察员将会填补国际环境法和原则落实中的许多空白，同时，他们将扮演一个大家翘首以盼的桥梁角色，该角色沟通了在环保利益、程序和架构方面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水平差异。该机构的高声望、由专业团队选出的背景（作为一个环境方面的专家：几乎没有人会拒绝这样机构的调用），极高的透明度和能在环境问题上做决策的角色将会使全球性监察员成为南北对话的关键，该对话致力于如何在减缓气候变化、防止因不断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主要下沉力造成的未来热带雨林以及其他绿色植被的进一步退化，以及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空间飞速减少和制定联合计划遏制土壤退化的形势下更好更公平地划分负担与责任。上述仅仅提到了生态系统恶化的三个主要方面，这些问题亟需人类制定极为紧急的计划。事实澄清和建立协作网络，这两项代表了后代利益的解决途径将成为打破国际谈判僵局的关键。是谁、为何以及怎样在后代命运中进行破坏（一个国际化的FGO将会在这方面扮演一个看似公正的角色，因为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明确的答案：全部以及每一个谈判方)和构建在低社会成本上解决关键的环境安全问题的双赢模式成为当下重要的问题。除非该者代表了子孙后代，并且其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参与度的合作者，不然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加入这样的谈判、世界科学团体、非政府组织、各类教会和媒体。这将是第一届里约会议、里约原则和作为解决地球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存留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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