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日前联合发布了"113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连续第三年的评价结果报告。
2011年度评价结果显示,中国113个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水平继续提升,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已初步确立,但仍处于初级阶段。
信息公开制度初步确立
整体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113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评价标准中,60分是根据法规要求而设,40分是根据国际经验及公众维护环境权利的需要而设。达到60分,意味着一个城市的污染源信息公开程度达到了及格线。
3年来,113个城市PITI指数平均分稳步提高。根据评价,113个城市的平均分达到了40.14分,比2008年度提高了9.08分,比2009年~2010年度提高了4.17分。75个城市得分与2008年度相比上升较为明显,8个城市得分比2009年~2010年度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其中青岛、北京、天津等10个城市进步明显。60分以上的城市从2008年度的4个,提高到2009年~2010年度的11个,再提高到2011年度的19个。在及格线之上的城市中,常州、台州、中山、佛山、北京、东莞、温州、青岛等城市攀上了70分档位,而冠亚军城市宁波和深圳都攀上了80分档位。
以北京为例,2011年PITI得分为72.9分,比2009年上涨29.4分,在113个城市中增幅列在第二位。2010年起,北京市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处罚"栏目,开始按月公布前一个月的环境行政处罚单位名录,并列出企业违规事实和处罚时间。2011年评价期间,北京市公布的2010年的日常监管记录达419条,是2009年公开量的47.78倍,列113个城市此项得分增幅之首。
虽然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已经初步形成,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分析认为,中国的环境信息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对于一个100分的评价体系,2011年度的平均分仅为40.14分,绝大多数的城市尚未及格。平均分偏低的重要原因是有一批城市的得分过低,部分原本得分不高的城市公开程度进一步滑坡。赤峰、遵义、绵阳、锦州等城市的得分不足20分。
在污染源日常监管记录公示和依申请公开方面,中国还存在明显差距。污染源日常监管记录公示,对于公众了解企业的环境守法情况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一项上,依然有65个城市没有摆脱最低得分档。这也就意味着,公众依然难以通过这些城市的主动公开,直接了解身边企业的环境表现。
3年来的评价中,我们看到依申请公开方面有所进展,回复并提供申请相关数据的城市从2008年的29个上升到2009年~2010年的32个,进而在2011年评价中上升到42个。
部分城市得分不到4分,意味着其连最为基本的申请信息渠道也不畅通,公众申请环境信息无门;部分城市相关部门人员调整,申请信息就杳无音信,显示这项工作还没有制度化;PITI评价中申请的环境行政处罚企业名单,原本就属于环保部门应该主动公开的范畴,在评价中得分较高并不意味着公众向其申请信息就能够得到。
对比中国和西方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主动公开的要求方面,中国并不落后,甚至还有更多要求,但在依申请公开方面,无论在要求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存在明显差距。
部分地区呈现突破态势
一些排放大户不进反退
2011年度PITI评价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部分地区呈现出整体突破态势。在全国范围内,珠三角、长三角城市双峰对峙,北京和重庆则在北部和西部形成了两块高地。
宁波市连续3年蝉联桂冠,在日常监管记录公布、信访投诉记录公布以及依申请公开方面为全国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提供了很好借鉴。同时,浙江省全省7个评价城市的平均分达到了61.77,成为首个评价城市平均分达到及格线的省份。
在2011年信息公开评价中,广东省平均得分58.66分,已接近及格线。其中珠三角6个评价城市的平均得分达到了67.77分,形成了一种局部突破的态势。经过3年努力,广东省2011年度的PITI得分较之2009年~2010年度提高了7.93分,较之2008年更是大幅提高了22.87分。分析这些高分城市的特点,可以看到他们均在污染源日常监管信息公开这一项上有突出表现。
而一些污染大户集中的省区,比如山东、内蒙古、四川、河南、湖南等省则依然少有进展,甚至不进反退。山东省位居东部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达。2010年,山东省实现生产总值(GDP)39416.2亿元,居全国第三名。与此同时,山东省重化工业发达,污染物排放量很高。以二氧化硫来看,自2004年以来,山东的排放量连续7年一直居全国第一名。而氮氧化物排放量也在2009年以来超过广东,排名第一。
然而,与此相对应,山东省PITI得分3年来却一直徘徊在30分区间,其全国排名从2008年度的第12名,下降至2009年~2010年度的14名,而2011年度山东省竟滑落到了17名。显然,山东省表现如此之差,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2011年,山东省国控重点污染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而环境监管信息的公布却如此之少。
虽然山东省等东部省份表现欠佳,但从整体上看,2008年来的评价中,PITI得分延续了东部高于中部,而中部又高于西部的特点。虽然3个板块在3次评价中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东部的提升幅度高于中西部,差距还在扩大。2008年度,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分差接近9分,与西部地区的分差近14分;2009年~2010年度,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分差接近13分,与西部地区的分差拉大到近20分;2011年度,东部与中部地区的分差接近超过15分,与西部地区的分差进一步拉大到近22分。
在之前的分析中,多把这样的差距归结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然而以经济发展指标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连续3年高于东部的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与其快速的经济发展并不匹配。一味将主要注意力放到经济发展上,将可能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利于中西部地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部分城市排污企业有压力
须完善污染物排放登记制
在国外,环境信息公开能够推动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而推动减排的动力在于环境信息公开促进了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社会监督。
在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对企业环境行为也有监督作用,而这个作用更多的表现在跨国企业,而且多是发达地区的企业。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实施3年来,虽然公开程度总体仅处初级水平,但它已经开始对社会监督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公开发布的企业监管记录,公众得以了解很多污染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一批超标违规的企业也在出口、上市融资、环境表现评比等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压力。
以绿色供应链为例,2007年3月,20余家民间环保组织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倡议消费者运用手中的购买权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呼吁大型品牌绿化在华供应链。而监管信息的公开成为这个项目的重要基础。查询污染地图数据库收集的9.3万余条企业环境监管记录,企业可以立刻了解其供应商是否存在公开发布的违规超标记录。
自2007年来,一批大型品牌企业陆续成为绿色选择供应链管理体系的用户。这些品牌包括了来自美国的沃尔玛、通用电气、耐克和可口可乐,来自欧洲的西门子、沃达丰、联合利华和H&M以及来自日本的索尼,还有来自香港的溢达。通过绿色选择,大批供应商被告知必须做到环境守法,其中超标违规的企业被要求进行整改并做出说明,否则有可能失去订单。
截至2011年底,共有542家企业就其环境违规问题与民间环保组织进行了沟通(后面称作反馈企业),其中绝大多数说明了其出现的问题和整改情况,有近80家通过第三方审核或文件审阅向公众证明其已做到环境守法。
分析这542家反馈企业我们发现,其中81%来自113个被评价的环保重点城市。而来自113个城市的反馈企业中,六成以上来自上海、东莞、苏州、佛山、深圳、宁波、南京、广州、无锡、常州这10个城市。而这10个城市的PITI得分恰恰均在60分以上。
这样的结果,让公众推动企业减排有了令人振奋的开始,但与全国数量庞大的污染源相比,则不过是沧海一粟。要真正激发自主减排的潜力,还需在信息公开中融入一种更为有力的信息手段,即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
各类研究证明,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能够引起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警觉,营造竞争氛围,让各公司竞相提高环境绩效。缺少全面公开的企业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制度,是中国环境信息公开中一个最显著的缺陷。马军认为,尽快弥补这个缺陷,将有力地促进对企业的社会监督,从而为中国企业的节能减排乃至经济转型提供一个强大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