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从2010年起发起了“黄河十年行”活动,希望以媒体的视角,用10年时间持续关注黄河及黄河两岸群众生活的变化,以及黄河沿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到今年为止,“黄河十年行”已经开展了4年,由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和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多次深入黄河沿线区域进行考察、采访,见证了沿黄区域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黄河源头区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哪些挑战?黄河上游一系列的水电开发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多大影响?黄河两岸群众在这样的经济开发中生活有哪些改变?参与“黄河十年行”的“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用她亲历现场的考察,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汪永晨
8月2日,“黄河十年行”一行人来到位于甘肃省兰州市的中科院寒区与旱区环境研究所,请沈永平研究员为考察队员讲解黄河源区冰川冻土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从2010年“黄河十年行”活动开展到现在,考察队员们已多次对黄河源区进行过考察,目睹了黄河源区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全球气候变暖之间有哪些关系,专家的解释更有权威性。
而持续开展的“黄河十年行”活动,也让我们对黄河中上游一系列水电开发对当地地质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黄河两岸群众生活因此而发生的改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冻土层面临严峻挑战
气候变暖已经影响到青藏高原地下40米的冻土层;而在高原上修建大坝和筑路,也影响着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青藏高原冻土地带
在很多人的想象中,都会认为冰川是黄河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但事实上,在黄河的来水中,冰川只占了1%,更多来水依靠的是湿地和降雨。
沈永平研究员说,黄河源头区域的冻土层就像“隔板”一样,使得降水可以留存在地表,形成径流,滋润湿地和草场。但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冻土层退化,“隔板”被破坏了,导致地下水位下降,草场和湿地都会随之退化。
据沈永平介绍,青藏高原脆弱的环境受气候变化干扰尤为严重。地球上其他地区普遍升温0.5摄氏度,青藏高原温度已经升高了1.2摄氏度。在2000年时,他们观测到升温大约影响到了地下15米的冻土层,而现在升温已经影响到了地下40米的范围。
“青藏高原的冻土层是几千万年地质过程形成的,一旦被破坏掉,在我们及之后几代的有生之年都无法恢复原状。”沈永平说,冰川和冻土的融化,短时间内会增加水量引发洪水,但这无异于杀鸡取卵,在未来几十年会造成水资源短缺的危机。
2012年,“黄河十年行”考察队伍在青海省气候局气候中心采访时,李林研究员也指出,青海省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黄河河源面临的形势要比其他两江更为严峻,气候变暖导致冻土层融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林说,三江源地区年降水量在300毫米以下的干旱区很多,冻土层是天然的隔水层,由于永冻层的存在,使得降水量很小的江源地区发育了大量的湿地。随着冻土层逐渐溶解,渗水层变厚,表层植被因为湿地性质改变而退化,导致植被涵养作用减弱,对河流发育造成进一步不利影响。
对高原冻土层的影响,除了气候因素之外,还有人为因素。
2012年,“黄河十年行”考察队伍在黄河源鄂陵湖上的第一坝采访时,国家电力公司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黄玉胜教授遗憾地说,这座装机容量只有2.5万千瓦的小水电站,虽然为当地人提供了必需的电力供应,但在这样的高原冻土上建坝,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生态的影响甚至是不可逆转的。
考察队员还看到在214国道的旁边正在修建一条公路复线。在修建的公路旁边,是一个个临时搭起来的简易工房和搅拌站。在生态环境极为脆弱的青藏高原冻土地带,修建公路无疑会对当地生态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
黄玉胜教授甚至认为,在青藏高原地带,对环境最大的破坏就是修建道路。密集的公路网就像一把把手术刀,将原生态的地表“开膛破肚”。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修建公路也开始注意环保了,那就是把修建道路取出来的地表草皮收集起来,然后重新铺在公路两侧的斜坡上,让它们生长起来保护路基。
在黄河源区考察时,黄玉胜常常指着路边的大山和草地说,你们看,这些植被连10公分高都不到,表面看起来挺黑的土地,下面却是沙石,这样的地方被“开了膛”,50年不会再长草,“植被决定于周边的环境,而黄河不又取决于周边的环境吗?”黄河鱼类濒临灭绝
在两个大型水电站之间,往往会夹杂两三个中小型水电站,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密集的梯级开发格局,对黄河鱼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在“黄河十年行”连续几年的考察中,黄河上游水电站建设对生态的影响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
在2012年的考察中,黄玉胜教授对于中国水电发展的神速颇为感慨。他说,黄河现在已经是中国所有河流中修建水电站最多的河流。自上世纪80年代后,黄河流域加快了水电站建设,而且往往会在两个大型水电站之间,夹杂两三个中小型水电站,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密集的水电梯级开发格局。
黄玉胜一直在关注着黄河流域水电开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在深入研究这个领域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到了黄河流域里鱼类的状况。他注意到,在水电站修建前后,黄河里的鱼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对黄河源鄂陵湖上第一坝考察时,黄玉胜曾对玛多县农牧林业科技局副局长朵华本说:“你们是有电用了,可是在黄河源建的这个大坝却阻隔了黄河中鱼类在上游和下游之间的游动。这样的隔裂对黄河水生生物会造成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太清楚,但一定是有很大影响的。”
“黄河里的鱼从源头开始就被河水中的大坝上下阻隔,这对一条大河来说是危险的。现在很多国家不再建大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鱼类的影响,但在我们国家仍有不少人还认为,不就是那几条鱼吗?”黄玉胜说。
龙羊峡水电站在修建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黄玉胜说,在龙羊峡大坝修建的第一年,大量的鱼类从大坝下游云集到大坝下,却因为大坝的阻隔而无法向上游洄游,结果导致这些鱼类无法到上游去产卵。从龙羊峡大坝修建的第三年开始,大坝下游河段的十几种鱼类几乎绝迹。
“天下黄河贵德清”,青海省贵德县就紧挨着龙羊峡的下游,2012年“黄河十年行”考察队伍路过贵德,看到了流经这里的黄河水汹涌澎湃,而且水确实很清很干净,但是这里的河段里却没有了黄河鱼的影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黄玉胜认为,对于高坝水库,由于水体呈现分层现象,如果大坝只从底部泄水,那么在当地气温上升的时候,会导致泄出水体的温度低于历史上同期天然河道水温,即会产生所谓的“低温冷水害”。同时下游水温升高过程滞后、最高水温位相推迟,还会造成水环境和当地物候之间出现“季节分离”,使得大坝下无脊椎物种和当地温水鱼种锐减和消失。
可以说,黄河流域上修建的水电站,对黄河鱼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黄玉胜介绍说,其中一种名叫黄河雅罗鱼的鱼类可能已经灭绝。
“表面上看,对于很多人来说,鱼类的灭绝与否似乎跟人类毫无关系,鱼类只是自己盘中的一道美味大餐,就算灭绝了,充其量只是少一道美食而已。殊不知,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鱼类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如果缺少了这一环,生态系统也会遭受到极大破坏。”黄玉胜说。
壮丽自然风貌改变
水电开发,导致黄河上游的峡谷变成了一个连着一个的水库,很多地方甚至让大坝改变了原本的壮丽,成了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域
2012年10月27日,“黄河十年行”考察队伍离开青海贵德县,直奔尖扎县,李家峡水电站就位于尖扎县境内。
抵达水电站所在地李家镇已是午夜。从盘山公路上俯瞰,李家峡水电站灯火通明,宛如迷宫,煞是壮观。早上我们一出来就走在峡谷中,两岸的峡谷让我们大饱眼福,每个人都是第一次走在黄河这一段的峡谷中,不时有人感叹这里的知名度之低,而景色之独特。
突然,黄玉胜让车停了下来。下车后,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爬到一个小山坡上寻找着什么。当大家也随着他上了山坡后,他摇着头说:“你们看不到了,看不到了。”
究竟是什么东西看不到了?黄玉胜说,他当年来黄河这段峡谷时,黄河上的一个个水库还没有蓄水,这里的峡谷之险,被当地人形容成“狐狸都能纵身跳过”,可是今天这段险要的黄河峡谷已经看不到了。
不仅是“狐跳峡”看不见了,黄河上游大坝密集区美丽的自然风貌也改变了。
黄河上游水电站密集,几乎隔20公里就是一个水电站。黄玉胜说,这些密集的水电站,可谓是人类对黄河上游的重度干预。
从龙羊峡、拉西瓦电站向下走,包括李家峡、直岗拉卡、康洋、公伯峡、积石峡、丁沟峡等水电站所在区域的地貌,是一路的丹霞地貌。尤其是李家峡水电站所在的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岩体表面丹红如霞,山体形态千奇百怪,具有很强的自然风光魅力,可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相媲美。
不过,科罗拉多大峡谷在迎接世界游客、包括大量的中国人到那里旅游时,黄河上游的这段峡谷却成了一个连着一个的水池子,很多地方甚至让大坝改变了原本的壮丽,成了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域。
站在黄河上一个接一个的大坝前,黄玉胜告诉我们,在1997年8月5日,青海省龙羊峡水电站所在区域突降暴雨,高强度的暴雨导致山洪爆发,洪水形成的泥石流将电厂330kV出线楼冲毁,并挟带着泥沙和石块冲入厂房。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水电厂发生的最大一次水淹厂房重大事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泥石流淹没了龙羊峡的两个月后,李家峡水电站也再次发生了泥石流。我们在李家峡泥石流发生地——坎布拉国家地质公园的停车场边上,看到了一个狭窄的山沟,如今仍布满沙砾石头,几乎没有一点流水。
“好在当时有3台推土机挡住,否则泥石流进入李家峡水电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西北勘测设计院当时做出了会发生泥石流的环评方案,他们却不以为然。”
站在李家峡水电站大坝上,黄玉胜从一个水电设计与评估专家的角度向记者们重点介绍了李家峡水电站的设计缺陷。
李家峡水电站是上世纪60年代设计的,由于右下泄道过短,导致下泄的洪水水能过大,冲击左岸山坡,危害极大。最终只能大大增加工程造价,用水泥和铆钉将左岸山坡“钉”牢。
“如果当初的设计更准确些,就不会让后来大坝所在地的大山用那么多水泥砌上了。”黄玉胜很遗憾地说。
古谚有云,“大禹治水始于积石峡”。这是人类治理黄河的起点。此后数千年,先人及今人与这条大河宿命般地纠缠在一起,悲壮艰辛。
近20年前,黄玉胜为筹建水电站,曾多次深入循化县调研。和我们一起走黄河时,他一直在感叹如今物是人非。此处景致在他看来已变换了极大模样,唯有当年修建的吊桥,还在承载着自己的使命。
水电移民面临新挑战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导致许多人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离开了牧场和土地的移民们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生存方式,仍是一个需要直面的问题
“黄河十年行”从2010年开始行走黄河时,就随机选择了10户人家,希望用10年的跟踪采访,记录这10户人家在10年中发生的变化。
贵德县双塘移民安置区安置的是龙羊峡水电站的移民。2008年从龙羊峡库区迁到这里的宫保才旦成为了“黄河十年行”定点跟踪的一户人家。
其实,迁移到双塘移民安置区,这已是公保才旦的第二次移民。1980年龙羊峡水库蓄水,他于1987年第一次移民。龙羊峡二期工程于2005年蓄水,他和147户一起来到了这里。
2010年8月,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村里大部分是平房。宫保才旦的家是一栋漂亮的二层小楼,这座二层小楼是2008年花14万元修建的。
宫保才旦说,妻子桑果51岁,在贵南县一个建筑工地上抬砖头拉水泥,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8点才到家,一天能赚60元钱。儿子冷本加成家后在城里做电焊。目前家里主要的开支除了日常生活之外,就是小女儿每年1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
“现在家里靠打工挣的钱负担不起这笔开支,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贷了近5万元款。”宫保才旦对我们说。
一边是拮据的生活,一边是漂亮的楼房,反差为什会这样大呢?宫保才旦说,移民之前,他家在龙羊峡库区那边有14亩地,每亩地能产1000多斤粮食,除了自家吃之外还能卖1万多元。他也买了电焊机和磨米机,那时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但移民过来以后,情况却有很大的改变。
“政府原来承诺每人分两亩地,可是开始每人只分了4分地,2010年也才分到7分。”宫保才旦说,最让他头疼的是,这边的河滩地特别硬,土地盐碱化高,耕种需要雇大拖拉机深翻,还要从别的地方拉土。这样一来,种地的成本就很高。
宫保才旦给我们算了一笔账:每亩地翻地45元,播种45元,收割还要45元,加上农业化肥种子费用,一年下来农业收入几乎就是负数。
从2008年~2010年的3年时间,宫保才旦种地就几乎没有收成,因为每年都有洪水,庄稼全部被淹没,并且也没有拿到任何补偿或救济。
2012年,我们走进公保才旦家的院子,发现支撑起这个家的重要经济支柱的电焊铺牌匾被冷落在院子角落。因为附近有电焊铺,加之动力电一直解决不了等多种原因,让原本掌握了父亲电焊技术的冷本加并没有机会子承父业。
问起公保才旦的生活状况如何,他说:“搬一次家,生活不如原来了,生活水平要倒退10年。”
在采访村支书王月时,他说自己也很着急,村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移民前倒退了许多。
今年8月,我们第四次走进公保才旦家时,因为是暑假,家里除了儿子还在外面打工,女儿、孙子们都在家。
公保才旦的家里也已经通上了工业用电,重新开始了赖以为生的电焊技术,并为移民村里各家制作大门。他表示自己正在努力适应现在的生活状态。
但依然有不少人因为移民生活仍然处于困难境地。宫保才旦带我们去看的一户人家大门紧闭,只有一院子的野草和废弃的拖拉机可以让人想象出主人曾经的生活。
公保才旦告诉我们,他的这些邻居均处于“勉强吃饭”的境况,一些60多岁的老人只能进入城镇打临工,收入相当不稳定,仅可维持基本生活。
8月3日,在晨霭中,“黄河十年行”一行19人来到黄河积石峡水电站,站在水电站旁,可以看见黄河水流湍急,朦胧的水汽中,只听见水电站运行的声响。
在积石峡水库附近,不出5公里有一个属于循化县的村子。在这里,多位村民拉住“黄河十年行”的队员,情绪颇为激动地提及正在推进的水库移民政策存在问题。据他们说,这里一个山窝子里的小村子刚刚被淹掉了,失去耕地的农民因此没田耕种,而补偿也存在不少问题。
这个村子里的村民是黄河上游水电开发移民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世代居住在青海省循化川一带,守着黄河,却不得不靠天吃饭。灌溉用水多数利用支沟水源,不足部分从黄河中提取。尽管青海峡谷黄河水电站利用水能呈高密度分布,但沿岸住民似乎并不能从中分享到这种收益。而水库移民更是在本来尚可自给自足的世代生存繁衍的状态中,到了老房子被淹、新房子还住不上的窘境。
尽管对水电移民后的政策有诸多意见,但在移民新村,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生活条件已然改善,只是当居住环境改变之后,离开了牧场和土地的人们将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他们所能寻找到的维持生计的方式是否可持续,仍是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这些,是“黄河十年行”要用10年时间去采访、去记录、去思索、去寻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