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记者 陈媛媛

　　一个人永远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

　　他们因为一个偶然契机，与环保结缘，并逐渐成长为一位“民间环保专家”。“驴屎蛋儿”由一名坚定的“反焚烧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垃圾分类处理的倡导者，并通过“绿房子”积极探索实践垃圾分类；巴索风云同样是坚定的“反焚烧主义者”，出于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他不仅转变为一名垃圾分类处理的倡导者，还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卢为薇和范涛用手中的相机记录北京蓝天，并把这种关爱传递给打工子弟……

　　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怀着个人的环保梦。他们把想法付诸行动，用行动坚持环保。如果说媒体成就了他们，不如说是时代成就了他们，这个时代背景下，他们身上了体现出的“公民责任”，让他们熠熠生辉。

　　如何更好地利用民间智慧，激发公众参与环保的热情，并给予支持指导，是一个成熟的、有智慧的政府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以何种方式参与，如何表达诉求，则是身处这个时代的公民应思考的问题。

　　7月27日，“绿房子”开始试机。黄小山一边观察设备的工作状态，一边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有机垃圾处理的新创意。中国环境报记者 陈媛媛 摄

环保公民炼成记

　　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从反焚烧到倡导垃圾分类，再到自筹14万元，建起社区垃圾分类处理站“绿房子”，他走过了自己的环保路

　　7月27日上午，北京市昌平区纳帕溪谷社区后门外，十多家媒体的记者不断汇聚到河边的一座“绿房子”前，这个由北京市民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自费建立的社区垃圾分类处理站，当天要进行垃圾脱水试验。

　　面对几位美女记者伸出的录音笔，黄小山侃侃而谈“绿房子”的设想和所要实现的目标。采访多次被后到记者的问路电话打断，面对不断增加的新闻媒体数量，黄小山用“出乎意料”来形容。

　　连日来，在“绿房子”建造的过程中，不断有媒体、专家、政府官员和环保民间组织的志愿者造访，驴屎蛋接待了一批又一批。

　　绿房子试车

　　10点30分，试验开始。20平方米的“绿房子”里立即人满为患，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对准“绿房子”的心脏——专吃“湿垃圾”的垃圾破碎脱水机。

　　满满8个大桶菜叶、西瓜皮等共80.6千克厨余垃圾，缓缓顺着机器的进料口，经过切割、破碎、挤压、脱水，污水通过水管导入下水道，脱水的残渣被机器排出体外。加工后的厨余垃圾重量减了近一半，仅剩42千克左右，体积少了3/4，仅仅装满两个桶。黄小山对这一试验结果很满意。

　　“中国垃圾水分之高，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黄小山说。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达到1.8万吨，其中6000吨是水分。在他看来，环卫部门在运输含有如此高水分的垃圾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恶臭、遗撒等二次污染，而且运到垃圾填埋场后，还会产生渗滤液，政府还需要投入巨资处理，每处理一吨还要支付80元～100元的补贴。而“绿房子”则把脱水处理提前，不仅避免二次污染，节省运输成本，还给政府省了不少投入。

　　“如果‘绿房子’覆盖全市，那省的钱将数以亿计。”黄小山说。

　　按照黄小山对中国垃圾处理现状的分析，打开垃圾分类难的症结在于，垃圾要干湿分开，定时且实名投放。“绿房子”负责承接居民与环卫部门两个环节，居民只需将垃圾干湿分类，“绿房子”的工作人员把湿垃圾脱水，把干的垃圾进行详细分类，一些可回收的拣出来留下，其他的和脱干的垃圾让环卫部门运走，“绿房子”实际上是对要焚烧垃圾的一个“预处理”系统。

　　“绿房子”目标是对附近2000户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回收其中有价值的资源，试图最终用科学的数据证实垃圾的资源和财富价值，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帮助。

　　从反焚烧到倡导分类

　　两年前，黄小山正成功地经营着一家律师事务所，住在高档别墅，在其人生规划中，从没和垃圾联系在一起。

　　2009年，北京市宣布将在阿苏卫垃圾填埋场边上建立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填埋厂附近的居民出于对垃圾焚烧危害性的恐惧，强烈反对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建立，黄小山和邻居一起游行，被警察第一个带走。

　　当时，北京、广州等地不断有公众站出来，反对在自己居住小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被妖魔化。黄小山也在网络上化名“驴屎蛋儿”，反对北京在阿苏卫建立垃圾焚烧厂。

　　“是政府让我卷入这场垃圾纷争中的，于是我就中了垃圾的魔。”黄小山多次这样说。2010年初，一次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的深谈后，王维平将其推荐给北京市政市容委，作为市民代表随政府去日本和澳门考察垃圾焚烧。

　　去之前考虑的都是更好的技术、更先进的设备，但考察中，黄小山的观念有了转变，认为垃圾处理过程中垃圾分类很重要。

　　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在各方对垃圾是否应该焚烧争论不休时，黄小山由一名坚定的“反焚烧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垃圾分类处理的倡导者，他提出:“垃圾可以烧，但一定要在垃圾分类的基础上。”

　　这时，很多反焚烧的盟友开始骂他，说他被政府“招安”了。

　　“我发现北京垃圾处理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末端的烧不烧的问题。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垃圾分类的理念也非常重要。我认为从源头对垃圾进行分类，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第一步。”黄小山说。

　　黄小山主张放弃以极端方式与政府“死磕”，力图以理性的方式对话，受到政府的欢迎，他为此成为政府相关部门的座上客。

　　在与垃圾处理专家、环保民间组织的接触和熏陶下，黄小山逐渐理清了垃圾处理的症结，成长为一位垃圾处理的“业外”专家。

　　动嘴不如动手

　　2010年，北京市政府在600个居民小区基本实现了垃圾分类。2011年垃圾分类的范围继续扩大。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垃圾分类遇到很多问题。有人能自觉分类，有人就做不到，一些垃圾清运车将居民辛苦分类的垃圾混合运到垃圾填埋场，导致一些地方出现公众和政府相关部门相互指责的现象。

　　黄小山想在自己的小区建一个垃圾分类站，实实在在、系统性地进行二次分类，来帮助老百姓把垃圾分类完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步的分类运输、分类收集、分类处理。

　　动嘴不如动手。经过一番酝酿之后，黄小山将自己的设想递交给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春节刚过，市政市容委就打来电话，先是感谢我对垃圾处理项目的关心，接着就说，我的这个想法不错，支持我去尝试。”黄小山说。

　　有了政府部门的表态，黄小山心里踏实了。他把自己的设想放在网上，全国各地有多家企业主动与他联系，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要和不同企业来谈。为了节省成本，黄小山曾尝试自己设计生产垃圾处理设备。

　　经过半年努力，在政府和朋友们的帮助下，“绿房子”终于建设起来了。

　　用黄小山自己的话说，搞“绿房子”出钱又出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想指责谁，也不想抱怨谁，只想用事实证明，我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做好的事，政府更应该有能力做好。”黄小山说。

　　这时的黄小山以不再维权为行动的前提，他用自己行动和影响力推动着政府、专家、公众思考垃圾处理的问题。

　　环保民间组织自然大学校长冯永峰非常赞赏黄小山的努力。在冯永峰看来，中国环保问题的出路在于公众。之前维权的居民大部分是“苦闷型”或者“仇恨型”。但黄小山等人的出现，超越了维权的基本层次，开始向区域公益、社会公益的更高层次转变。

　　很享受这个过程

　　一路走来，黄小山坦言很享受这个过程。

　　他常常为自己想出的精妙主意拍着大腿为自己叫好，脑子里除了垃圾还是垃圾，最后，黄小山索性从律师事务所退出，全身心地投入到垃圾处理的事业中。

　　为了提高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绿房子”将靠回收从垃圾中产生的废旧资源维持运营。如居民交来一些废纸、饮料瓶等有价值废品，将会获得“绿房子卡”，现金直接刷到磁卡里，居民可用磁卡到一些合作单位(例如超市)购物。

　　黄小山以旺盛的精力推动着“绿房子”项目的实施。在他看来，垃圾处理产业是一个大产业，潜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垃圾经过分类后与相应的回收链条对接，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将十分可观。为此，黄小山成立了“驴屎蛋儿”谐音的绿斯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酝酿成为一位垃圾商人。

　　在公众眼里，黄小山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款爷，尽管白发丛生，却留着莫西甘头，衣着鲜艳，开着林肯领航者，脑子里总想着做公益；在媒体的眼中，他是一个出新闻的人，观点新颖、思路清晰、语言生动鲜活，拿之即用；在政府的眼中，他作为公众代表，理性，不偏激，建议意见符合实际，支招不添乱。

　　其实，黄小山有自己的“狡黠”，他不动声色地玩转与各方的关系。“‘绿房子’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注定要失败。”黄小山多次通过媒体示意，希望能得到政府支持，牵头推广“绿房子”，或政府给予一定补贴，维持“绿房子”的运作。

　　而政府相关部门也是应声接招，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邓俊主动前往“绿房子”参观，了解黄小山的需求后，表示将对“绿房子”给予支持。同时，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已将“绿房子”纳入社区垃圾分类前端设施研制及标准制定试点。

　　按照黄小山的设想，“绿房子”要能够实现垃圾的减量，同时还能盈利，就具备推广的价值。

　　“主烧派”代表人物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给“绿房子”泼了些冷水。他认为，成功的前提必须是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居民的配合和自觉是关键，这需要时间的检验。至于是否可推广，徐海云表示要视数据而定。

　　一切需要用数据说话。从8月起，环保民间组织将派出志愿者，协助黄小山运作“绿房子”，分析每家每户的垃圾，记录每袋垃圾中有价值的物质等。黄小山说，他们将采集一个月数据，统计垃圾中到底有多少可利用资源。

　　“只有真真切切地产生了经济效益，才能真正推动垃圾分类。”黄小山说。

原来可以这样做公民

　　巴索风云:与政府理性沟通，推动改变广州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活动的发展方向，“绿色家庭”志愿者团队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同样是为垃圾处理问题谏言，“巴索风云”(以下简称巴索)在广州走红，这位不善辞令的年轻“老广”，视野已经从“如何反对垃圾焚烧”变成了“如何做一个公民”。

　　学习与政府沟通的技巧

　　这一切源于2009年，因为政府拟在广州番禺地区建垃圾焚烧发电厂，住在附近的巴索和邻居们一道加入了反垃圾焚烧的维权活动。巴索所在的丽江花园“江外江”论坛是抵制声音最集中的论坛之一，“大家不停发帖，寻找发声途径，都很着急，但都提不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巴索也是其中之一。

　　在各方努力下，公众和政府由对抗到对话、从博弈到妥协，一直到后来充分合作，在公众、官方等各方力量相互作用下，这起事件变成一桩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事件，也成为了政府和民众互动的经典范例。

　　期间种种经历，让巴索对政府与公众之间如何良性沟通的问题深有体会。巴索有个愿望，希望在具体事件中找到方法，让政府听到并回应公众的呼声。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政透明化才能成为可能。

　　巴索自此开始了他的探索和实践。从不善言辞、不擅写作、绝少问世事，到关心社会公共事务，提出个人看法，巴索用最快速度完成转变，并将此视为人生乐趣。“巴索风云”这个名字，开始渐渐频繁地出现在报章上，各种百姓茶坊、市民声音栏目都能见到他的名字，有理有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理性协商才能解决问题

　　在公众的努力下，当地政府意识到可能存在环境风险，2010年，番禺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宣布暂停。但垃圾围城问题仍然困扰这个城市。巴索认为，寻找积极的方式科学处理垃圾，应成为公民尝试去做的事情。

　　2010年3月开始，番禺业主们在巴索们的发动下在各自的小区里自发进行了“绿色家庭”垃圾分类活动，制作分类指南，一边学习一边实践。

　　然而，除了自发参与，业主们意识到要整个城市科学处理有害垃圾，必须由地方政府发力。

　　2010年4月23日，又一个广州市城管委的接访日。巴索和“樱桃白”等网友给城管局送上了礼物——6袋有害垃圾，并持续跟踪和记录这6袋垃圾的去向，希望督促政府尽快拿出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回收办法。

　　城管委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处理有害垃圾而决定将其封存。同年5月24号的接访日，他们又给城管委送去了一个挂钟，时间在走，没有多少时间能浪费了。

　　媒体点评，巴索他们做了类似行为艺术的举动。事实上，巴索本意只是想知道作为10年分类试点的广州，为何没有相应的分类收集运输处理有害垃圾的程序和制度？

　　今年春节前，他的一位好友提醒他，不要老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单凭个人不能做出什么事。但是，巴索坚信，在日益开明的政府面前，总能找到办法与之沟通。

　　2011年年初，垃圾焚烧发电厂重新提上议程，并已进入环评阶段，公众反应缓和了许多。“像以前有人跟我说，他们是反对(对话)的，到了后来他会跟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有这种官民对话活动，把我也叫上，我也想去表达一下。”

　　巴索十分欣慰，这是可喜的变化，很多公民已经行动起来了。面对一些社会公共问题，成千上万的人自发“路过”来力撑。很多时候，巴索选择静静地站在一旁，当出现无组织、无纪律的民意表达时，他会站出来提出自己的告诫，一定要克制、理性，“要用一种聪明的、让对方舒服的方式，理性地和政府协商。”

　　在积极观察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巴索越发体会到，正是因为有开明的政府、包容务实的领导、敢言的媒体，才能有空间，让市民逐渐学做一名理性、客观、敢于批评监督和提建设性建议的现代公民。

　　而公民巴索的成长也告诉了人们，原来可以这样做公民。

一个人的行动可以改变世界

　　卢为薇和范涛:拍摄《北京蓝天日记》，唤起公众关心环保，向政府表达善意的提醒和期许

　　两个喜欢摄影的北京白领，因为数一数北京蓝天的简单想法，用为期一年的时间，拍摄反映北京天空的照片，然后将照片上传至网络，集结成《北京蓝天日记》。

　　和很多年轻人只说不做不同，卢为薇和范涛把想法付诸行动。人们在佩服他们的坚持与执着的同时，也意识到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擅长和热爱的方式表达对环保事业的重视和对环保概念的自己定义。

　　日积月累记录蓝天

　　《北京蓝天日记》显示，北京一年中只有180天的天空是蓝色的，而北京市环保部门公布的去年“蓝天”数字是285个，两者有105天的差距。

　　《日记》引发了一场关于何为蓝天的讨论和争议。环保部门以监测数据作为划分蓝天的依据，卢为薇和范涛则强调了人们直觉感受的重要以及自己判断空气质量的主动性。他们认为，数据固然准确，但是对于市民的幸福感来讲，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抬头那一刹那看到的，是心旷神怡的蓝还是阴霾的灰。

　　这本带着来自民间的善意提醒和期许的《日记》，营造出普通百姓与环保官员之间的对话氛围。环保部门不仅对当前空气质量监测情况和存在问题做出了回应，还表达出对公民环保行为的鼓励和支持态度。

　　有多家画廊找到他们，表示可以帮忙展出这些摄影作品。卢为薇和范涛没有接受这样的好意，原因是他们不想把作品放在一个小的高端的环境中被人欣赏，而是更希望它成为公众艺术品，出现在公共汽车站或地铁里以及工地的围挡上，代言北京，让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引以为荣。

　　“如果我们把365张照片，放在工地的围挡上，弄成像马赛克一样的墙，斑斑点点都是蓝色，当然也有一些是灰色，你能想象吗？那会产生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卢为薇说起自己的设想，难掩内心的激动。

　　在拍摄蓝天之前，两人曾多次做过有关环保和公益的影展。“我们概念中的艺术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公益和环保是我们艺术作品中必须存在的元素。”

　　向打工子弟传播理念

　　拍摄蓝天之后，他们继续着自己的环保之路。按照卢为薇和范涛对《北京蓝天日记》的规划，他们已经和一家民间组织打工子弟爱心会合作，把相机交给农民工子女，让他们继续蓝天的拍摄。

　　农民工群体往往因生活压力而无暇重视美术教育，而他们希望提供给孩子们更多创造的空间和机会。同时，他们倡导自给自足的生活态度，希望通过制作和销售年历的过程，增加孩子们的自信心和执行力，他们希望能借此增强孩子们对北京城市环境的关注度和责任心。

　　在这个计划中，范涛将发挥专业摄影的特长，负责传授摄影知识。今年年初，卢为薇从外企辞职，专职做起公益，生活变得充实、有意义，这让她重新找到了久违的幸福感觉。

　　现在老师、课程都安排得差不多了，就差相机了，只要筹集够100台旧相机，就可以马上开始，他们在网上征集相机，留下了打工子弟爱心会的地址。

　　在第四届SEE·TNG生态奖的评选中，卢为薇和范涛以事迹在微博中1.5万次的转发量，获得“weibo给绿奖”。这时，范涛已远赴青海玉树筹建希望小学，在颁奖典礼上，卢为薇一个人上台领奖。卢为薇接过奖杯并将其高高举起，“我们这次获奖，也告诉了更多的普通人，只要我们每个人多一份心来关注，这个世界就能变得更美好。”卢为薇的这句话是对广大网友说，也是对自己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