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重庆市巫溪县委、县政府主导，由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地球村)实施的乐和家园建设，从一个县的层面，创造生态文明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落地模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今年6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名教授带领博士生赴重庆市巫溪县，考察乐和家园建设情况，他们将乐和家园巫溪模式作为个案，列入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的研究范围。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王名，请他分析乐和家园巫溪模式的成功之处和对其他组织的借鉴意义。

　　记者: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从中央到基层已形成共识。而事实上，社会组织在基层实践的过程中，仍然会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和阻力，乐和家园巫溪模式成功之处在哪里？

　　王名:巫溪乐和家园建设主要依托于乐和互助会。在巫溪这个地方，他们不叫社会组织，而是叫乐和互助会，严格意义说是一个社工组织。

　　廖晓义有意回避了社会组织的身份，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接受社会组织这样一个纯西方产生的概念，在目前中国这种体制和文化中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我很认同廖晓义的这种做法。她有意识地规避了一个比较敏感的概念，在工作中努力探索与本土文化结合，创造公民参与、社会协同的局面。

　　乐和的概念是一个本土的概念。乐和来源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了儒家、道家的思想，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很容易接受这一理念。因此，乐和互助会的定位是民间的、自发的解决个体民生问题的组织。

　　记者:乐和家园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相对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它的作用又有什么特殊之处？

　　王名:乐和家园不仅仅是一个组织形式，而是一个体系。巫溪乐和家园的建设是巫溪整个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这个社会管理体系中，党组织发挥的领导作用、政府相应的协调机制，不同主体之间的联动机制，其中包括网格化的管理机制，然后再包括乐和家园，在村一级建立了社会和谐互助机制，在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中间，有一个部分是乐和家园，它的主体是乐和互助会。

　　乐和互助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让老百姓参与，让农民做主。他们在发动不同主体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让老百姓做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让老百姓成为主人。这一点是乐和家园最成功的地方。

　　乐和家园巫溪模式中，老百姓成为整个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主人，农民成为农村的主人。农民不论在农村社会建设中、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中，还是在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联席会议制度中、在群工体系中，都以一种主人翁的状态存在，很多之前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农民把它当做自己的事情去做以后，很快就得到了解决。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胡锦涛总书记对社会管理创新格局的16字讲话非常形象，党委是领导，用什么样方式来领导？巫溪探讨建立了“大群工”的组织和制度体系，有效发挥了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政府怎么负责？巫溪采用的是网格化体系，就是把县委、县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对应到相应的网格化城乡社区中，为基层提供资源和各种社会关系的支持，把政府负责特别是党政部门的公共服务真正落实到基层；社会谁来协同？巫溪成立了乐和协会或乐和互助会，把老百姓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用自己的手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最后，如何做到公众参与？有了乐和互助会，有了联席会议的机制，老百姓才能真正经常且有效地当家作主。可以说，巫溪用基层的实践成功实现了胡锦涛主席强调的社会管理创新格局的4个方面。

　　记者:北京地球村对巫溪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可以为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NGO)提供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王名:在一次谈话中我对廖晓义说:“在巫溪，你和北京地球村已经实现了超越，这里的地球村已经超越了北京地球村，通过革命性的自我变革和否定，创造了新的社区建设模式。”廖晓义也基本认同我这个说法。

　　在巫溪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北京地球村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参与了整个制度和体制设计与推动。北京地球村作为一个外来的公益组织，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思想和做法，他们是巫溪模式的孵化器。但是当巫溪模式成长起来以后，北京地球村就完成了使命，应当逐渐从中撤出来了。

　　北京地球村在其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超越了自己。北京地球村本来是一个做环保的NGO，主要工作是做环境宣传和环境领域的公益项目，但是到了巫溪，他们很快否定了自己，不再局限于环境生态保护，而着力于用生态文明去推动社区建设，实际上推动的是社会管理创新，也包括农村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

　　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还有环境理念在里面，但是与原来的使命和目标已经截然不同了。因此，我觉得北京地球村在巫溪的实践虽然意义重大，也卓有成效，但很难总结出对其他NGO可借鉴的内容来。

　　记者:乐和家园巫溪模式可以被其他环保NGO复制吗？

　　王名:乐和家园的成功来自廖晓义对文化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执著，对四川、重庆家乡的热爱，以及与当地县委书记、县长的深入沟通、交流和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大力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恐怕很难复制出第二个巫溪模式来。这种模式很难被其他组织直接套用和借鉴。但是，北京地球村对环保NGO启示还是很大的。

　　从巫溪模式中，我们可以挖掘出很多东西出来。环保NGO不管是北京地球村也好，还是其他组织也好，都是把环境保护看成最终目标，其实这不是最终目标，它的最终目标其实是人类的那种“乐”、那种“和”，这种东西再跟生态和环保结合，追求的是人类最本源的东西，“乐和”恰恰是本源的东西。

　　这是对其他环保NGO有启示的地方，有了“乐”和“和”，这种本源的东西后，它就可以超越它自己，超越专业性的限制、体制的限制、经费的限制、法律形式的限制。

　　环保NGO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反思，我们为什么要做环保？为了谁？最后还是为了人，这一点还是有启发的。很多环保NGO认为，我们是做环保的，别的我们不做，用环保给自己画了个圈，用NGO给自己画了个圈，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只有超越了自己，关注的不仅仅是眼下的这些事情，才能真正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