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全新的尝试。

　　对于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地球村)密云县北庄镇农村垃圾处理无害化项目的负责人云霄飞来说，从之前擅长的垃圾分类和环境教育领域，扩展到环境保洁、道路养护等领域，一下子要打交道的人多了，需要学习的知识也多了很多。

　　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与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有关。

　　北京市民政局近日宣布，今年政府将投入两亿元购买五大类共600项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服务项目包括服务民生、公益服务组团、专业服务、培育发展、参与社会管理等。而在2010年，北京市区两级财政出资1亿元，已向社会组织购买了300项公益服务项目。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是行政机关向建设“小政府、大社会”迈出了一步，这个崭新的字眼一出现就被一个个质疑包围着。

　　政府购买服务出于怎样的考虑？环保NGO又该如何把自己的服务“卖”给政府机构？其中的监督机制又应该如何建立？

　　北庄镇的新尝试

　　今年4月，密云县北庄镇以100万元的价格与地球村就北庄镇生态管护工作签订了为期一年“合同外包”协议，向地球村购买专业服务进行生态建设。地球村以协助北庄镇建设生态环境为切入点，承包了清水河管护、镇域内的环境管理、垃圾分类和无害化处理、公路养护、生态管护员管理等。同时，地球村将定期组织志愿者实地进行志愿服务，推广生态文明建设科普知识，将生态文明理念渗透到每个家庭，积极引入各类环保项目，倡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北庄镇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建设。

　　相比其他乡镇将保洁和养护工作承包给保洁公司不同，密云县北庄镇政府把项目交给了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负责实施，看中的是环保民间组织能提供的环境综合管理能力，他们希望以此为试点，探索出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管理新模式。

　　“政府之所以购买地球村的社会服务，与地球村从2005年开始在密云县开展生态乡村建设项目过程中与政府建立起的良好合作关系和充分信任有关。”云霄飞说。

　　与地球村一样，2010年，关注公众参与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的“乐水行”获得了政府3万元的资金资助。

　　近年来，各地政府和公共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和采购目录，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或通过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以合同方式交予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包括民营企业)完成，并根据后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

　　这对于一直缺少资金的环保NGO来说，无疑是一个解决资金缺口的好机会。

　　“身份”之痛

　　记者近日调查多家环保NGO后发现，截至目前，只有很少一部分环保NGO获得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资金。

　　“我们曾经听环保NGO同行说起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事情，听说申请时需要民政注册，我们是工商注册，好像不符合条件，最终，我们没有提出申请。”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传播官员邵蓉蓉说。

　　一直以来，环保NGO的注册问题一直困扰着其发展。现在，这个“身份”问题在获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资金上同样困扰着环保NGO。

　　2009年11月，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北京市朝阳区达尔问环境研究所)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正式注册为民办非营利公益组织。

　　多家环保NGO为解决注册身份问题，纷纷步其后尘。自然之友从中国文化书院下的二级机构转为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挂靠在北京市朝阳区科委下，在工商部门注册成为非营利公益组织，机构负责人也从二级法人变为一级法人……据了解，北京有相当一部分环保NGO是采用工商注册模式的。

　　采取变通方式在工商部门注册成为非营利公益组织，是很多环保NGO的不得已之举，有了这个身份，就等于拥有了一级法人资格，可以提起诉讼和环境复议，接受社会募捐，但同时，由于不属于社会团体，非营利公益组织还无法享有免税优惠，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组织运作成本。

　　相对那些没有注册的环保NGO，有了非营利公益组织这个身份，并没有让他们腰杆硬起来。

　　尽管北京市重申在工商注册的非营利公益组织，提供能证明其非营利和公益性质的证明文件，即可作为项目申报主体，但很多环保NGO表示，对获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信心不大。

　　钱从哪里来？

　　长期以来，中国一些环保NGO运作主要依靠境外资金，仅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每年向中国NGO投入的资金多达6.5亿美元。

　　“我们的目光不能全放在国际上去，因为现在国际上对中国的援助越来越少，更多的援助会给非洲、南亚这些地区的国家。”一位环保NGO从业人员有着这样的忧虑。

　　“社会捐赠的资金不是很稳定，不能完全依靠社会捐赠，环保NGO应该更多地通过向政府部门购买NGO的服务来解决部分生存问题。”在人民网近期召开的“新形势下公众如何参与环保”论坛上，清华大学专门从事中国NGO研究的邓国胜教授提出这样的建议。

　　据邓国胜介绍，大部分国外NGO都会由政府来购买服务。“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比例非常高，最高的可以达到80％～90％，在美国，这个比例差不多到了90％。”邓国胜说，香港特区一些NGO资金的90％以上来自特区政府。

　　“环保NGO做一些倡导型的项目，一般不需要政府购买，政府也不会购买。但是那些提供公共服务类的项目，政府能稍微给它一点购买服务的运作资金，项目就可以进行得很好。”邓国胜说。

　　邓国胜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环保NGO的积极回应。相反，遭到了一些环保NGO从业者的强烈反对。一家环保NGO的组织者就表示，他“特别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购买服务’”。其理由是，政府购买NGO服务，实质上没有把环保NGO放在平等的位置上。

　　“如果说我们替政府做服务，就太局限了，没有大社会的感觉，因为这样可能骨子里面还是要把政府当作社会的主体，或者是社会的全部。”这位组织者说。

　　为保持独立性，很多中国环保NGO自觉地与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购买社会服务后，政府是否会干预环保NGO的运作，是他们普遍担心的问题。

　　今年，北京市政府加强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的监督，首次将评价评估、监督指导项目明确纳入购买服务范畴。

　　邓国胜认为，在未来推动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之中，环保NGO应该借鉴学习西方的经验，一方面接受政府购买NGO服务，另一方面又保持相当高的自主性。而政府应做到在有效监督的基础上，又不过度干预NGO内部的事务。

 

[他山之石]　扩大政府购买的杠杆效应

    在美国社区自我治理和自我服务的体系中，并不仅仅限于类似中国的居委会和村委会等管理机构，还有其他一些社会组织。目前，全美共有约140万个社会组织遍布各个社区，承担着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

　　美国的联邦法律和州法律都给予了公益性的社会组织以许多支持。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还对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和公民志愿者行动给予了财政支持。这些财政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可定义为政府购买。

　　在一些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公民投票，把社区事务委托给一家公司进行管理，社区的大事小情都由这家公司全权办理。但是，在这家公司之外，社区中由公民自发组织的其他社会组织也有几十个，比如，教友会、消防员协会、种植协会等。这些社会组织对社区建设很重要。比如，有的社区的绿化事务，虽然由管理公司出面张罗并出资，而诸如如何栽种、在何处栽种等事情就不用公司操心了，种植协会不仅提供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还会把植草、种花、栽树当作协会活动的一部分，动员协会成员在业余时间来进行栽种。

　　依照惯例，公益组织要为志愿者提供工作餐、交通补助和工作期间的意外和责任保险，而这些支出可以得到政府的部分补偿。此外，部分项目的志愿者还有一定的经济回报，参加老年项目的民众每小时可以获得3美元的免税津贴；公益性组织的全职会员可以得到一年5350美元的教育奖学金，用于学费或偿还助学贷款；而兼职会员根据工作时间可以按比例获得部分奖学金。

　　在美国，几乎所有社区活动都有志愿者的身影，可以说，志愿者是社区建设的基础。这些志愿者又来自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正是社会组织的发达，才造成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志愿者。

　　可以说，美国社会组织之所以发达，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特别是社会组织所享受的政府少量补贴，这种特殊的政府购买与公民的奉献精神、志愿者义务相结合，放大了政府购买的杠杆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