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跃 宛佳欣:论环境人权的拘束性(一)
|
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防灾减灾 ——2012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2012.6.22~25·成都）论文集 论环境人权的拘束性 董 跃 宛佳欣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是环境人权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是指基于人与环境互动的伦理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强调权利内容的有限性和行使权利的约束性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取向的，决定了环境人权的拘束性特征。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使环境人权区别其他权利，在内容上和行使过程中设置具体的可操作的义务，对环境立法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基本特征 从环境人权① 的角度来看，环境人权能否发展到国家环境人权，国家环境人权又应当如何行使从而更好地保护全球环境，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不断思考的问题。然而关于环境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也难以在环境法学界得到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否环境人权的研究已经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回答是否定的。窥豹一斑略知一二，本文试对环境人权的基本特质进行研究，以期对环境人权的研究有所增益。 一、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环境人权应当具备的基本特征 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环境人权的特征的阐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却已然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环境人权的特征提供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思考；同时，我们也能从既有的研究中发现关于环境人权的诸多相同点。通过对国内较有代表性的学说②加以分析，笔者发现对环境人权的认识大致存在这样一些共同点： 第一，至少可以认为环境人权系一新型人权或具有人权属性。从近半个多世纪的国内和国际立法来看，环境人权已经为大多数法律文件所肯定。有学者统计，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上约有60多个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明确规定了环境保护的特别条款。③尤其在国际领域，《东京宣言》、《人类环境宣言》、《内罗毕宣言》、《里约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性“软法”文件均对环境人权做了重要阐释。申言之，迄今为止人们尊重人与自然价值、保护环境的意识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有权“能够过有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业已进行了不断的努力和探索，因此环境人权至少已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人权当属具有人的社会认同且为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对自我价值认识的进一步认识和升华无疑。 第二，基于保护环境的现实要求和权利的属性，环境人权应当具有法定性或为法律规范所确认。在法理上依权利的存在形式不同可以分为法定权利和应有权利。从更有利实现人类生存发展和保护环境的需要上讲，学者们大都认为只有承认环境人权是一项法定权利，才能更加有效地确定环境人权的内容和范围。其原因在于，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在调整主体利益方式方法上更具有普遍适用性和针对性，仅以应有权利作为环境人权的存在形式必然造成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中难以实现利益调整的均衡。此外，相当多的立法实践一方面表明环境人权的法定性具有权利发展尤其是权利主体自我价值不断认识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为了保障人类（包括个人）获得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及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将环境人权设定为法定权利也是可能和可行的。 第三，与义务紧密结合。鉴于人类对生存环境要求的不断发展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环境人权的行使必然与一般权利有所差异。享有环境人权的主体应当恪守本分，恰当形式权利，尤其应当 ① 本文认为，环境人权与环境权系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从保护环境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所谓环境人权则更侧重于强调权利对人类的生存意义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之本文舍环境权而取环境人权。同时，研究环境人权或环境权的特征，并不妨碍从性质上认定环境人权是否当属人权，相反或可对加深该问题的理解有所增益。故环境人权可否作为一项新型人权，本文概不追究。 ② 陈泉生先生将环境人权的特征总结为六个方面；蔡守秋先生从概念、种类和内容出发将其总结为四点；吕忠梅先生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环境人权的特殊性。（参见陈泉生：《环境权之辨析》，载《科技与法律》1994年第3期；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蔡守秋：《论环境权》，载《金陵法学评论》，2002年春季卷） ③ 参见蔡守秋：《环境政策法律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中 国 环 境 资 源 法 学 研 究 会 59 China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Society, CERLS 2012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 以承担环境义务的方式更好地保障环境权利的实现。正如《人类环境宣言》所规定的那样：“人类有为今世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庄严义务。”《里约宣言》也规定：“鉴于各国对全球环境恶化所起的作用不同，各国拥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有学者还认为：“只有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在享用适宜环境权的同时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才能真正实现有关各方的环境权益。”① 第四，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环境权是社会生产、生活发展提出来的新主张，是人类环境不断恶化及人类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强化的产物。②环境权和环境法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时候，虽然在于不断实现人类的利益需求，但更强调在“可持续性”地实现发展，这既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尊重，又是对其他物种的尊重。同时，环境人权以生存权为核心，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更高层次的追求，保护环境的目的应以保证人类生存繁衍为出发点和归宿。 基于以上四点我们不难发现：环境人权在内容上仍在不断完善；在行使范围上较传统的权利（尤其是应然权利）有更高、更严格的限制；在行使的方式上更强调以义务的积极履行来保障权利的实现，而不在于强调对权利的“主张”、“请求”等扩张的方式；在价值取向上，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交互影响，应以可持续性的发展作为人类发展延续的方式。申言之，环境人权至少含有在伦理层面约束、限制、制约的内容，也正是这种内容便即构成了环境人权有别于其他权利的重要特征，笔者称其为“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这种伦理拘束性是人类自身伦理道德进步和自我价值不断肯定的内在需要，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以及应对和处理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即以伦理拘束性为特征的环境人权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二、环境人权伦理拘束的历史必然性 环境人权是伴随人类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和人类要求更高层次的生存环境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解决环境问题的客观需要和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更加积极地推动了环境立法和环境人权的论争。 （一）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的内在价值：人与环境互动的伦理 从人类的自身以及社会属性来看，人们相互联系构成整个社会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人们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因此个人必须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建立各种联系以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在权利内容和行使上即要求行使内容不得随意扩大并且权利行使有一定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而非毫无节制的扩张。换言之，个人需要为实现更好的行使权利实现人类更好发展产生拘束，将个体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中加以限制。这是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权利原生的天然的伦理特质。应当看到，伦理约束并不是单纯为了约束而约束，从实质上说它是一种激励，一种提升，一种保障。伦理约束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它既代表着一种经整合得到认同的价值规范，又起着约束和提升主体道德水准的作用。③尽管这种拘束是伦理上原生就具有的，但这中拘束的效果并不是单纯为了拘束，而是使人能够获得自由实现自身的最优、最大发展，亦即主体之间的相互妥协当然地成为了人类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协调利益冲突的不二选择。无疑权利主体既是利益的追求者也是利益的维护者，任何人的利益都可能与其自身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冲突，但合作双赢共谋发展也为更好地实现利益提供了可能。 环境人权的发展正是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伦理道德发展和自我价值肯定的表现，同时也在为实现自身的最大发展因而须在权利内容和行使上也在不断演进。尚在人类居于人与自然关系中次要地位之时，个人之间大体上都在进行环境资源利用上的权利扩张，表现为人们之间争夺土地、森林、野生动物等各种矛盾与对抗；而在人类居于人与自然关系中主要地位之时，为共同应对各种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有不得不相互合作、共同配合，实现各自权利的相对拘束，即便在利用和争夺环境要素上也更加强调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因此环境人权在内容和行使便即具有如此情形：一方面主体在不停地宣示、扩张着属于自身权利，一方面又确在与个体之外的其他人为更好地实现欲望享受利益而进行着此消彼长的人权“博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须在一定程度上拘束个人行为。人在实现环境人权的过程中无疑就要谨小慎微、理性克制，力求实现人权的衡平与最优实现；虽然每个人都在保有着自身的环境人权，但在各权项之间的相互妥协实质上还是以拘束促成利益。 ① 蔡守秋主编:《环境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页。 ② 参见蔡守秋：《环境权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③ 陈勇，宁玉民：《伦理约束与道德宽容》，《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20页。 60 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防灾减灾 （二）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的客观现实：“私权至上”的权利意识和环境危机的紧迫性 文艺复兴之后，人们逐渐开始从神学的桎梏中不断走出来，将目光从虚无飘渺的神投向了现实、从天堂转到俗世，人的主体性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和发展，并由此唤起了“私权至上”的权利意识。自启蒙时代以降，思想家们更将私权至上的权利意识得以最大限度地宣扬，尤其是自然法的思想，更将以理性为基础的人的主体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应当普遍享有自然权利，这种权利与生俱来，包括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其中财产权是人们以自己的劳动的得来的东西，是人们生存的主要依据，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应该成为给人们以维持生存、发展的，因此“既是自然自发地生产的，就都归人类所共有”①，而没有人对于这种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东西具有排斥他人的私人财产权。财产的限度就是自然根据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所需的范围而很好的规定的，“任何人在那广阔的，仍为人类所共有的海洋中所捕获的鱼或在那里采集的龙涎香，由于劳动使他们脱离了自然原来给它安置的共同状态，就成为对此肯费劳力的人的财产。”②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加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相互孤立、各自发展，世界性整体联系几乎没有，因此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关系中，人类活动明显居于消极、被动的次要地位，农牧业、海上商业、渔业、交通运输等活动长期受到自然环境状况的制约，私权扩张主要是围绕开发和利用主要以土地、渔业、矿产、农田等环境要素而展开的，伴随私权扩张而开展的各种人类活动也难以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但是生产力水平限制，并不能阻碍私权扩张和人类主体性地位的发展，早已开始的实现人类对美好发展的追求，也注定要在下一个时代得以实现。换言之，这种财产与劳动成正比的结论正是私权至上在洛克那个时代最为强烈的权利渴望，也正从这时起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而不受限制的权利意识注定要为环境危机埋下了伏笔。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私权至上的权利意识也观念不断在法律文件尤其是宪法性文件中得以载入和发展。《人和公民权利宣言》第一条就指出了“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是平等的”。 |
我来说两句
已有0评论 点击全部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