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泛温室气体成因及其应对机制

周珂  *

 

摘要：

    “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应在承认各国在气候变化成因、利益、作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此外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增加碳汇，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关键词：

气候变化  碳循环  水循环  温室气体减排  碳汇交易  国际环境保护  《京都议定书》  IPCC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一、泛温室气体成因说的形成

联合国以及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全球气候变化予以更强烈的关注，例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任伊始，就将气候变化作为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不仅出台了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多份报告，还专门任命了3位气候变化特使，努力全面强化联合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导作用。国际多边机制、区域合作组织也在聚焦气候变化问题。比如，2007年6月召开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对话平台；9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确定了在环境方面的具体目标——各成员同意努力实现到2030年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至少25％，到2020年亚太地区各种森林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11月举行的东盟领导人峰会也重点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1]

在2007年12月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最终艰难地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其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度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未来的谈判应考虑为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设定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应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但不设定具体目标；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变暖，发达国家有义务在技术开发和转让、资金支持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在2009年年底之前，达成接替《京都议定书》的旨在减缓全球变暖的新协议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规定了6种温室气体，分别是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 (PFCs)、六氟化硫(SF6)。IPCC第四报告认定，“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自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显著增加，它们的总体效应是引起气候变暖。”对温室气体的成分予以较为严格的限定。

关于上述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人们曾一直认为是所谓高度经济活动，包括化学物质的使用和石油、煤炭的使用，这类因素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权重要大得多。而在发展中国家较为严重存在的诸如滥用资源、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人口增加等因素，并不认为与温室效应有对应关联。[2]然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第四报告前后，温室气体成因解释呈迅速膨胀的趋势，各种学说层出不穷，例如：

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认为，人类活动主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引起气候变化：一是化石燃料利用排放的CO2等温室气体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温室效应随之增强而影响到气候，这是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驱动力；二是农业和工业活动排放的CH4，CO2，N2O，PFC，HFC，SF6等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后，也通过温室效应增强气候变暖；三是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源/汇变化和地表反照率变化进一步影响气候变化，这包括森林砍伐、城市化、植被改变和破坏等。[3]

中国农业大学（Yahai Lu）和德国马普学会陆地微生物学的（Ralf Conrad）于《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提到，大量的土壤微生物对于甲烷的排放起到重要的作用。因而稻田被认为是温室气体一大排放源。[4]

俄罗斯科学院微生物学研究所与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问题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人们对荒地的开垦是导致大气中甲烷浓度升高的原因之一。甲烷在温室气体中作用仅次于二氧化碳。地球上只有土壤中的细菌能破坏大气中的甲烷。过去150年来，大气中甲烷浓度升高了15倍，全球气候也有明显的升高。[5]

森林一直被认为是遏制全球变暖的利器，树木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并蒸发出清凉的水分。森林与气候的变化关系密切,一方面森林生长可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是二氧化碳的吸收汇、贮存库和缓冲器。另一方面森林的破坏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源。因此,通过造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可持续管理等措施,可增强陆地碳吸收量。通过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的控制森林灾害,可减少陆地碳排放量。但美国卡内基研究院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通过模拟实验发现，温带森林不仅不能减缓全球变暖，相反还会使变暖情况进一步加剧。[6]

“泛温室气体成因”的一些认知确实值得怀疑，但就其趋势已产生了三种效应：一是促使人们更加关心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不放过每一个可能造成气候变化问题的死角，全方位地动员世界各国的参与，这无疑是积极的。二是这种认知客观上引导对于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上的重新分配。显然，农业大国、制造业大国将平添沉重的减排压力。目前发达国家要求减排责任重新分配的倾向很明显。三是泛温室气体成因中的许多问题是《京都议定书》中所未包括的，这必将引发更广泛和激烈的争议。

 

二、应对机制的困境

本来《京都议定书》规定了3种“灵活机制”来帮助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其部分减排目标：排放贸易(ET)、联合履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和联合履行主要涉及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之间的合作；而清洁发展机制涉及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在二氧化碳减排量交易方面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具体承诺”中规定，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帮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用；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的技术等。

《京都议定书》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鼓励各国通过绿化、造林来抵消一部分工业源二氧化碳的排放；将造林、再造林作为第一承诺期合格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这意味着因发展工业而制造了大量温室气体的发达国家，在无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时候，可以投资发展中国家造林，以增加碳汇抵消碳排放，这就是所谓的“碳汇交易”。这个机制实际上是通过培育自然力对温室气体的吸收，它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统称为“减排增汇”。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2008年到2012年间)，每年将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约2亿至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而中国有满足这种需求一半以上的能力。

总体看，《京都议定书》是以减排为目标，而路径是直接减排与增加碳汇的二元机制。但目前这种机制有向单一的直接减排机制转化的趋势。例如：

据德国《商报》报道，欧盟委员会拟对二氧化碳排放指标交易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定。根据拟提交的委员会建议草案，2013年起欧盟将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数量。对于电力企业和炼油企业，其90%-100%的排放指标将通过拍卖途径取得。草案中还规定，到2020年发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数量在2005年工业排放基础上减少21%。根据这一规定，企业必须减少对环境有害气体的排放，平均减幅达五分之一以上。2008到2012年至少90%的排放指标是免费分配的。但从2013年开始60%的指标将通过拍卖的方式取得。[7]

据英国《卫报》报道，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森林吸收人类制造的二氧化碳的能力正在下降。这意味着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会更多地对气候造成影响，而不是安全地被锁定在树木或土壤中。[8]显然这些论断对于《京都议定书》中的增加碳汇的机制以及为此做出努力的发展中国家无异于兜头冷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2007年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公布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以下简称IPCC第四报告）提出的应对机制也明显具有这种倾向，该报告提出，各国政府可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延缓全球变暖趋势”，例如征收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税、制定更高的排放标准和更严格排放限制、鼓励生产使用清洁能源以及推动相关研发进程等，而对碳汇交易并未给予更多的关注。IPCC第四报告明显地在改变《京都议定书》的二元机制而向单一的减排机制转化。

《京都议定书》规定了3种“灵活机制”来帮助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以成本有效的方式实现其部分减排目标：排放贸易(ET)、联合履行(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和联合履行主要涉及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之间的合作；而清洁发展机制涉及附件一所列缔约方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在二氧化碳减排量交易方面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具体承诺”中规定，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帮助特别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支付适应这些不利影响的费用；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它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的技术等。

IPCC第四报告认为，各国政府可采取“多种政策措施延缓全球变暖趋势”，例如征收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税、制定更高的排放标准和更严格排放限制、鼓励生产使用清洁能源以及推动相关研发进程等。

与《京都议定书》机制相比，前者提倡灵活，后者强调严格；前者优先考虑排放贸易，后者优先考虑开征碳税；前者注重有区别，后者倾向无差别。

不难预测这些对策变化将产生的后果：一是压缩了国际合作的空间，扩大了对抗的可能性；二是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三是强化减排，弱化增汇。

单一减排机制趋势与“泛温室气体成因”趋势并行发展，二者的茅盾是不可避免的：“泛温室气体成因”一方面客观上加重了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责任，另一方面也要求针对不同的温室气体成因而丰富和完善应对机制的内容，即成因的多元化要求应对机制的多元化。如果在主张成因多元化的同时却把应对机制单一化，就如同载重汽车、公共汽车、小客车明明可以分道行驶，但却把它们赶到一条车道上行驶，这不仅不利于道路畅通，还会增加不同类型车辆的矛盾。

 

三、气候变化的三元应对机制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悉尼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坚持合作应对、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主导地位、坚持科技创新四项主张，并提议建立"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际会议中就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具体、务实的合作建议，受到各方积极评价和支持。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提出已经和将要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选育抗逆农作物品种，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在内的新技术，强化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化种植，采用高产、稳产措施，增强农业抗灾能力；

2，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洪、抗旱、供水能力及其应变能力；

3，继续植树造林，并提高物种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加大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和管理力度，加强森林火灾预防及病虫害的防治；

4，根据气候变化以草定畜，改变超载过牧，避免草场退化，增强草原畜牧业抗灾能力；

5，提高防潮设施的设计标准，强化沿海防潮设施的建设；

6，继续加强致病气象灾害预报，建立预报、监测和监控网络，扩大预防疫区。[9]此外，中国环境保护提出的“节能减排”实际上同时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目前中国森林每年净吸收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同期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中国计划到２０２０年将森林覆盖率从目前的１８％提高到２３％。[10]

中国生态保护建设和增加碳汇最大的瓶径是水资源问题，特别是水资源南北分配本来就不均衡，而气候变化会加剧南涝北旱。因此中国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与减排、增汇相关联，更与水循环相关联。笔者从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提出如下认识：碳循环与水循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碳循环改变着水循环，而水循环的变化既是碳循环变化的结果，也会对碳循环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包括修复碳循环异常的功能。如果不存在这种关系，就不会有地球气候变化循环往复的周期。

关于碳循环与水循环的关系，英国学者曾提出二氧化碳影响全球水循环，但仅限于“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导致植物从大气中吸收水分减少，使更多的水进入内陆河流，影响全球水循环，增加洪水发生的几率。”[11]这方面的认识。气候变化问题与水循环的关联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地球两极，特别是潘基文秘书长描述的南极冰架崩塌。但人们并未注意到地球的第三极，即中国的青藏高原和喜马拉亚山脉[12]。气候变暖将会加剧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国家的洪涝灾害，这已是不争的结论，但如何减轻这种不利的水循环后果或使这种不利的水循环转化为有利修复碳循环异常，国际社会似乎并未给予更多的关注。

与地球两极相比，第三极的水循环是较具人类控制可行性的。在第三极南侧面临洪涝灾害威胁的同时，它的北侧却苦于干旱和高温。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在最近的50年，中国年平均地表气温增加1.1℃，增温速率为0.22℃/10年，明显高于全球或北半球同期平均增温速率。这表明中国基于综合生态因素变化的程度高于气候变化因素。可以说，中国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影响因子是地表增温，如果能够降低这种增温，将会大大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均势。而改变这种状况的最有效途径是改善中国国土的水循环，并通过水循环的改善增加国土植被，籍此提高国土的碳蓄积能力。

与全球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的水循环自然状态是最不正常的，无论是欧洲大陆、亚洲大陆的俄罗斯部分、印度和东南亚次大陆，还是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河流水系都能够比较均匀地覆盖大陆土地，不仅有利于森林植被生长，而且起到给土地降温的效果，而中国的河流和水循环这种效果却是最不理想的。中国著名水利学家翁文灏先生把中国水系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描绘为“三大拐弯理论”，并提出应该利用我国西南高、西北和华北低的地形特点，把西南诸河水源调到严重缺水的西北地区。这一提议后来被写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13]。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水循环影响力和完善潜力最大的国家。中国正在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同时也是一项改善全球水循环和增加国土碳汇的工程。更宏大的“大西线调水方案”近二十年来引起中国各界的普遍关注。这一方案旨在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水资源分布和水循环不合理的问题，也可以大幅度地增加中国的碳汇，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大大缓解中国西南五大河流流域的周边国家因气候变化已经面临和日益严重的水患。[14]当然这样的宏大工程需要进一步严谨的科学论证，并需要国际合作与支持。通过生态保护建设的增汇及改善水循环途径是否可以有效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IPCC报告和中国《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给出的结论并不充分。但气候变化导致中国南涝北旱的背景下，中国西部地区降水保持了增加的趋势，有理由相信这与中国近年来在西部实施的生态工程建设效益有关，而且生态建设改善局部气候条件的事例在中国并不罕见。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合作机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产生的前提，也是其实施的保证，打破这个机制不仅无助于解决现有的争议，而只会加剧矛盾，最终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产生损害。另一方面，各国家和集团基于自身利益提出的多样性主张也不可能回避，现有的机制也需要发展和完善。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是进一步明确各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分工。笔者认为，这种分工的前提依然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即减排的主要对象依然是发达国家。对于亚洲许多国家则要更多地考虑其丰富的增汇潜力和改善水循环的潜力，而联接减排与增汇及改善水循环的桥梁是碳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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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珂，（1954~）辽宁省辽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曹霞，（1963~）山西省太原市人，山西财经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1]《多方制衡 全球气候变化政治较量升温》，作者：陈迎，来源：人民日报， 2007-12-7

[2]参见：杨志峰、刘静玲等编著，《环境科学概论》，第7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3]《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解读，2007年04月19日 15:32:50 　来源：科技部网站

[4][日期：2005-08-23] 　[新闻来源：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

[5][日期：2005-10-11] 　[新闻来源：科技日报]

[6][日期：2005-12-18] 　[新闻来源：科学时报]

[7]《欧盟酝酿碳排放关税》作者：常旭旻编译，来源：人民网。2008-1-11

[8]《研究显示森林吸收二氧化碳能力在下降》，来源：新华网，2008-1-7

[9]《我国首次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06年12月27日，来源：光明日报

[10]《中国联合东盟国家发起“亚洲碳汇行动”》作者：王立彬　张周来，来源：新华网，2007-11-5

[11]《英国学者认为二氧化碳影响全球水循环》，[日期：2006-02-22] 　[新闻来源：央视国际]

[12]青藏高原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蕴藏大面积的冰雪，且降水总量丰富。据唐古拉区实测，最近5年共发生大于5毫米的日降水106次，（其中半数超50毫米）小于5毫米的也是106次（其中小于3毫米的不及一半）年均降水超过700毫米。东南部念青唐古拉山年均降水可高达2800-3600毫米，是中国大面积降水最多的地方。

[13]《“大西线调水”首倡者郭开：拯救黄河迫在眉睫》。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03月21日。

[14]《郭开：开发西藏之水解救干旱中国》，http://www.sina.com.cn2006年10月27日 09:15 北京科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