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时代的山西环境执法者，是铸剑者，是砺剑者，是亮剑者，是无畏勇者。铸剑，砺剑，亮剑，铮铮如铁的执法创新，打造了一支锋利的山西环保利剑。山西环保人就举这支利剑，挥洒出了一片从来没有的天地。

　　第一剑 环境问责

　　山西政坛许多人知道一个锋芒凌厉的词汇:环境问责。环境问责曾使许多人丢掉乌纱，也使许多人砥砺奋进。

　　作为环保考核和环境问责较早之地，山西出台了《山西省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山西省党政领导干部实绩考核办法》、《关于市县领导干部科学考评的暂行办法》。拷问之剑直指所有党政领导干部，严格发起对于党政官员的环保考核、环境问责、科学考评。

　　所谓环保考核，实质在于:山西城市环境质量排名前3位者，对政府和政府领导给予重奖；环境质量排名后3位者，第一年，通报批评；连续两年，戒勉谈话；连续3年，组织处理。环保考核标志着环境指标变为沉重的奖励或处罚，环保政绩不再是空洞的，而是，重奖和重处都实实在在。

　　所谓环境问责，要害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发生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和撤职行政处分。对于环保不作为、乱作为、作为不力、作为不好的官员，不仅不予提拔重用，而且要追究责任。环境问责意味着，环境不规行为或将断送官员的政治仕途。

　　所谓科学考评，内涵在于:山西领导干部科学考评体系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科技进步、资源环境和人民生活5方面确定为44项指标，环境资源指标占24.5％，权重超过1/5。科学考评凸显出资源环境指标作为官员执政能力、提拔任用和奖励惩戒的重磅砝码，具有了“一票否决”的效力。

　　科学考评，环保考核，环境问责，荡起山西的绿色冲击波。山西的全国经济百强县，因环境违法被“一票否决”；山西100多名地方官员，因环境污染被追究问责。对环保业绩突出的县市则给予8000万元奖励。于是，山西官员的关注焦点，由经济增长指标转向了环境质量指标。

　　环境问责使官员不再是做污染发展的后台，而是走到了环境执法的前台。地方官员深有感触地说:环境保护成为党政领导头上的一把利剑，一种压力，当官不抓环境保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剑 区域限批

　　山西环境执法最令地方保护主义害怕的一个动词，是区域限批。作为最严厉的环保措施，最严厉的经济措施，区域限批成为环境法治的执法利器。

　　区域限批的内涵在于:暂停地方除污染防治设施和循环经济项目之外的经济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审批。区域限批的外延在于:项目限批、企业限批、行业限批、区域限批、流域限批。山西的限批制度，从环保文件到政府规章，从政府规章到地方法规，经历了一种政策到法律的创新性成长。

　　地处吕梁山里的孝义，被称为山西的首富城市，实际是山西暴富的城市。曾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成为山西环境违法最严重的城市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重重污染而得不到控制，屡屡违法而得不到遏制。山西省环保局便出其不意打出一招:暂停山西环保部门对孝义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暂停孝义环保部门对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

　　暂停审批就意味着暂停建设，意味着暂停发展。先置之死地而后逼其停产，逼其取缔，逼其关停，逼其淘汰，逼其转变发展方式。山西环保部门的暂停审批，被国家环保部门称为“区域限批”。区域限批，使一个以环境违法而著称的孝义市，打响了它的断尾求生之役。牺牲掉20亿的产值，刮骨疗伤，脱胎换骨，彻底改变，由环境污染大市变为环保模范城市。

　　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对孝义所在的吕梁市实施区域限批，吕梁市打响了刮骨疗伤之战。又后，山西环保部门对山西环境污染严重的县市实施区域限批，山西县市铺开了断臂求存之仗。再后，全国环保部门对环境违法和环境污染重灾区实施企业限批、区域限批、流域限批……山西创造的“限批”政策，一举成为环境保护的政策突破。

　　区域限批，作为山西环境保护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成为山西环保乃至中国环保最有力的制裁手段。它给中国环境保护带来的，是富有效应的环境保护的法治创新和法治实验。

　　山西环保由打造执法强权而崛起，环保锐势，从政坛辐射到区域，从区域聚焦到企业，产生了铁的三停举措。

　　2007年，山西省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淘汰关停的环境违法企业，由环保部门通告金融部门执行停贷，以扼住环境违法企业的贷款线。山西省环保部门与电力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燃煤电厂烟气脱硫的实施意见》，对淘汰关停不力的环境违法企业，由环保部门函告电力部门执行停电，以扼住环境违法企业的动力线。山西省环保部门与铁路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对环境违法企业产品实施铁路限运的通知》，对淘汰关停不了的环境违法企业，由环保部门通知铁路部门执行停运，以扼住环境违法企业的运输线。

　　这就是著名的震慑了山西污染企业的“三停铁腕”。其要害在于，以切断市场渠道的方式，遏制企业以疯狂的外部不经济行为追逐市场而导致环境污染的做法；以切断利润来源的方式，遏制企业以猖獗的内部成本外部化追逐利润而导致生态破坏的行为。企业只要上了环保部门提供的“污染黑名单”，金融、电力、铁路部门就联手置之于困境，甚至绝境。仅此，山西近1000家污染企业，被扼住了生存命脉。由此，山西环保部门与14个部门联手，全线遏制污染型发展。

　　三停措施终使污染企业猛醒:环保真厉害啊，它不仅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现在把银行电力铁路也管上了。真不能不把环保当回事了。

　　第四剑 绿色信贷

　　山西环保从金融联动延伸，启动绿色信贷政策，启动绿色信贷评价，由贷款制约到放贷制约构筑绿色防火墙。绿色信贷成为推进环境法治的金融手段。

　　绿色信贷政策，是对环境违法企业的经济制裁。2006年，山西环保部门与中国人民银行太原支行建立停贷治污机制；2007年，山西环保部门与国家开发银行山西分行建立抑黑扶绿机制。要求，对国家明令禁止和不符合环保政策的企业和项目，一律不予贷款；对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或环保部门不予批准的项目，一律不予贷款；对未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和未通过环保验收的项目，一律不予贷款；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中未开展环境行为评价的企业，一律不予贷款。

　　绿色信贷评价，是对金融银行执行绿色信贷的考评。2010年，山西环保部门与中国人民银行太原支行联合出台《山西省绿色信贷政策效果评价办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分定级，考核银行业是不是真正执行了绿色金融政策。90~100分为优秀单位；80~90分为良好单位；70~80分为达标单位；60~70分为基本达标单位；不足60分为不达标单位。绿色评价结果作为考核银行业的重要依据，不达标银行将被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2011年，山西境内所有金融银行，被实施严格考核评价。19家金融机构因为在绿色信贷上实施了金融产品和信贷管理的制度创新，建立了绿色信贷支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被评为山西省绿色信贷评估优秀单位和山西省绿色信贷评估良好单位。山西打造了金融银行绿色信贷的执行力。山西银行不仅不给环境违法和环境污染企业贷款，而且，对于过去给予落后企业的贷款，制定了退出机制，切实退出；对于过去发放给污染企业的贷款，制定了清收计划，限期收回。

　　绿色信贷强化了社会对污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外部约束力。当约束力内化为执行力的时候，环境保护就成为实体企业和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五剑 自动监控

　　在山西省环境保护厅，一张无形的环境监控网，从一个巨大视屏辐射向所有重点企业，将企业污染聚集于监控视频。这是被称“环保天网”的山西省污染源自动监控。自动监控成为环境法治的科技支撑。

　　山西所有重点工业污染，受控于环保天网的自动监控。只要企业超标排污，监控系统立即警报。第一级警报，企业在8小时内解决不了超标排污，就切断企业的办公电源；第二级警报，企业在24小时内解决不了超标排污，就切断企业的供料电源；第三级警报，企业停运环保设施或发生污染事故，则切断企业的生产电源，形成对污染企业的监测反控。

　　山西所有重点污染数据，尽用于环境执法环境监管。自动监控系统严格执行24小时监控和24小时记录，严格执行监控数据的三级审核和三级把关。合格监控数据，作为企业超标排放和超量排污的违法依据。对超标企业不仅实施排污收费，实施超标处罚，实施限期治理，而且项目不予验收，总量不予审批，上市不予核准，形成对污染企业的监管反制。

　　山西所有重点污染企业，诚服于环境自动监控的威力。环保天网远程监视污染现象，远程监测超标现象，远程监控违法行为，而且定期公布监控结果；违法问题实录，污染现象在案，所有污染企业不敢再瞒报、虚报、谎报污染数据，不敢再超排、偷排、暗排污染物。相反所有重点企业环保设施被激活且实现高效运行，形成对污染企业的监控反促。

　　自动监控解决了环保曾经“只监不控”的困局。山西排污收费金额2010年达到15.54亿元，2011年达到18.88亿元，保持在全国前列水平；“十一五”期间，全省财政收入用于环保投入近50亿元，带动社会投资近1000亿元。

　　第六剑 生态扣缴

　　在山西所有城市的所有河流，铺开一项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的博弈。以生态扣缴倒逼企业治污，以生态补偿激励环境改善，被称为断面考核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扣缴成为推进环境法治的有效的财政政策。

　　2009年，山西发布《关于实行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考核生态补偿机制的通知》，启动了生态补偿的倒逼和激励机制。

　　所谓倒逼，是对河流水质不达标的城市扣缴生态补偿金。这项考核要求河流水质COD控制于20㎎/L的考核标准。超过考核标准5㎎/L限内，扣缴10万元，超过考核标准10㎎/L限内，扣缴50万元，超过考核标准10㎎/L限外，扣缴100万元，而且按月累计，由财政直接划拨，执行扣缴。

　　所谓激励，是对河流水质改善的城市给予生态补偿奖:入境水质达标而出境水质跨级别改善，奖励200万元；入境水质超标而出境水质达标，奖励300万元；入境水质超标而出境水质跨级别改善，奖励500万元。生态补偿奖金源于生态补偿扣缴，将河流断面水质不达标城市扣缴的生态补偿金，划拨给水质达标并改善的城市，作为奖金，兑现补偿。

　　这个机制的要害，重在“扣缴——倒逼”，在于建立一种倒逼机制。省里扣缴市里生态补偿金，市里就扣缴县里生态补偿金；市里就扣缴县里生态补偿金，县里就扣缴企业生态补偿金。层层扣缴，层层倒逼。最终，倒逼企业排放达标——不是达到行业企业排放标准，而是达到断面考核标准。

　　生态扣缴将生态补偿逼入强制程序。考核结果:4年扣缴生态补偿罚款4.85亿元，兑现生态补偿奖励1.88亿元；河流污染断面由2009年的56.9﹪降至2012年的27.8﹪。河流改善，20年未曾有过。第七剑 刷卡排污

　　山西企业正发生一件新事:在企业仪表丛林里，一个蓝色刷卡监控仪，可以看到“排污浓度实时控制”和“排污总量计量控制”结果。这是山西排污总量刷卡式管理仪。

　　2011年，山西出台《关于对全省首批重点排污企业实施污染物排放实时总量监控的通知》，启动排污刷卡管理机制。

　　这个机制，是以排污许可证为中心的总量管理与控制机制。也就是，在企业安装刷卡式总量监控仪，与山西省污染物自动监控平台联网，使总量控制真正进入“刷卡计量、减排见量、超排购量、控制总量”的运行轨道。企业能够排放多少污染物，已经排放多少污染物，还剩多少允许排放量，或者超排了多少污染物，尽在严格掌控之中。

　　企业安装刷卡式总量监控仪，并领取污染物排放总量IC卡。而IC卡的总量，来源于环保部门依法发放的排污许可证；而排污许可证给出的总量，来源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以环境影响评价作为确定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最终法定依据，由企业在环保部门持卡充值，依法获得年度刷卡排污的总量。企业由此获得法定总量。

　　企业刷卡式总量监控仪联网上线之后，标志省级环境监控平台和企业排污监控仪器构成一个总量控制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企业排放总量是法定的，每日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是规定的。系统会实时显示污染物排放总量、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和污染物剩余排放量。污染物排放被自动限制于严格的科学程序。企业由此实现扣减总量。

　　企业污染物一旦发生超允许排放，总量监控系统立即警示，企业必须立即调控，宁限制生产不超标排污；污染物排放达到允许排放量的90％时，总量监控系统立即警报，企业必须超前减排，宁减少产能不增加污染；污染物排放量超过允许排放量时，总量监控系统立即警告，企业必须购买排污指标，没有总量就不得生产。企业由此必须购买总量。

　　刷卡排污标志着山西企业污染物监管真正由浓度控制走向了总量控制，而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真正达到了计量控制，实现了环境执法和环境监管上的崭新突破。

　　第八剑 环保约谈

　　山西环保系统正采取一个新举措:环保部门将环保不作为者约来谈话。像中国纪检监察约见谈话，像香港廉政公署请喝咖啡，山西环境执法启动约谈制度。

　　2012年，山西出台《山西省环境保护重大环境问题约谈规定》，只要区域流域出现或可能出现重大环境污染问题和重大环境安全隐患，只要环境问题被挂牌督办、限期整改或被中央媒体、省级媒体批评曝光，只要环境问题被列为危险废物或重金属污染治理规划而又进展缓慢，只要发生重大环境纠纷、重大环境信访事件又久拖不决造成社会影响，山西省环保厅对地方政府官员和重点企业高管进行追责约谈。

　　约谈程序启动后，被约谈人必须亲赴约谈，不得推诿，不得委托，无故不履行约谈，将被严厉通报批评，并被追究行政责任；被约谈人必须依法整改，不得拖延，不得松解，逾期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环保约谈事项及其整改结果，一律纳入地方政府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作为评先创优晋级升职砝码，“一票否决”。

　　2012年，成为山西污染减排约谈年，山西省环保厅对7个县级政府、20个国有企业的27位领导人进行了约谈。之后，忻州市约谈多家电企，环保设施与机组不能同步投运，机组不得投产；长治市约谈多家电企，规定时限完不成机组改造，机组必须关停；朔州市约谈多家电企，发电机组关停不了，追究个人责任。省里约谈市里，市里约谈县里，县里约谈企业，之后，氮氧化物污染减排攻坚，大面积铺开。

　　环保约谈其实就是“反污约谈”。环保约谈之后是对环保案件的查处，即处理事和处理人结合:对污染企业，该停的停，该关的关；对责任官员，该追究的追究，该处分的处分。　第九剑 末位淘汰

　　在山西，一项环境保护的行政创举，实施已近10年，犹如巨大的绿色推土机，将成群成群的污染企业推进了历史。这项举措，就是环境污染末位淘汰。

　　2004年，山西省政府启动一次重大治污行动，对黑色行业的污染企业实施强行淘汰。这次行动，由山西省政府下达环境污染企业淘汰名录，地方城市政府下达强行淘汰文件，县级政府将行政法律文书送达被淘汰污染企业，并监督企业在规定时限内自行关停落后生产设施。

　　山西责令，县级政府是实施末位淘汰的责任主任和执法主体，对逾期末自行淘汰的污染严重企业，由县级政府下达关闭决定，并组织环保、工商、公安、电力诸部门，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切断高压线，查封生产线，坚决予以淘汰，强行淘汰费用由污染企业承担。淘汰的标准是:吊销证照、拆除设备、断水断电、彻底摧毁，使其不得死灰复燃。

　　山西要求，对未如期完成环境污染末位淘汰，随意放宽关闭淘汰标准，不执行强行淘汰和彻底摧毁要求，并弄虚作假包庇放纵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环保部门与监察部门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而对全部末位淘汰的督办，山西省政府派员直奔企业，不打招呼，明查暗访，全程录像，直接督察。

　　山西规定，对于没有按期完成环境污染末位淘汰的县市，山西省环保部门暂停其建设项目排污总量的核定，暂停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对各市实施环境污染末位淘汰的结果，在新闻媒体上公布曝光请社会监督。在不到10年时间，仅强行淘汰就关闭了1515家污染和落后的企业。

　　末位淘汰从诞生起就受到国家高度关注，称之为重要经验。多年之后，山西省政府仍然强调:完善环境污染末位淘汰制度。就像山西省委书记所言:要旗帜鲜明淘汰落后产能，不然我们就没有环境容量。

　　第十剑 限期关停

　　在山西，污染企业屡屡遭遇环保关停，成就了山西环境的历史转变。这种关停，就是环境保护限期关停。

　　2006年，《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办法》就规定:所有工业企业都必须建设环保设施，实现达标排放，到2008年底，不能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不论所有制形式，不论规模大小，不论背景如何，都必须关闭停产。在2006年当年，山西省政府就决定，对电力企业未完成脱硫限期治理的20台机组予以关闭、32台机组停产治理、89台机组严厉处罚。2008年，对逾期未完成达标排放的476家企业实施了零点关停。曾有人为此而说情，省长当即发话:“没有商量余地”。

　　2011年，《山西省燃煤电厂烟气脱硝限期治理任务的通知》要求:列入烟气脱硝限期治理关停计划的机组，按照限期治理关停时限予以关停。限期治理时限滞后于关停时限，按照关停时限予以关停；关停时限滞后于限期治理时限，按照限期治理时限予以关停。2012年，山西省政府决定，对逾期未完成烟气脱硝限期治理的机组停产治理，多家电力企业被预警通报、环保约谈、红灯警示，直至37台机组被关停。山西省省长坚决表示:决不因为经济困难而放松污染减排。

　　2012年，山西省政府批准《全面改善省城环境质量实施方案》执行:太原市必须在2012年限期关停周边企业。为此，省城著名的八大国有企业纷纷关停。太原煤气化公司在这年世界地球日之后举行关停仪式，隆重宣告退出历史。至此，太原市空气质量实现了历史突破，第一次达到了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山西省所有省辖城市，实现了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全覆盖。山西省省长提出的“搬走污染源”获得了兑现。

　　限期关停在于破解环境保护最大的难题。因为环境保护是个难题；环境执法更是个难题；而关停企业难上加难。但山西环保利剑出鞘，环保难题得到了破解，环保转变由此而发生。最终，成为推动山西经济转型和山西社会转型的巨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