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气候谈判上演“傲慢与偏见”

　　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到2010年的坎昆，再到2011年的德班，气候谈判每年如期而至，在复杂的技术议题和冗长的谈判细节之外，这些回合的磋商都传递出一个共同的、逐渐加强的信号——气候谈判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过渡期，然而进程本身却渐失信任，欠缺领导力。

　　就本次多哈会议而言，其首要任务是确保《京都议定书》第一和第二承诺期之间顺利、无缝地延续。

　　12月3日，新华网在《发达国家请放下“傲慢与偏见”》的文章中称，大会第一阶段的小组谈判中，美国代表团纠缠各种程序问题，对议题挑挑拣拣，把本应讨论技术转让等实质问题的宝贵时间搅成了“垃圾时间”。加拿大代表在被问及是否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时，抛出一句“这是谈判大会，不是承诺大会”。日本代表则声称，《京都议定书》约束的国家年碳排放总量只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6％，以此证明其拒签《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有理”。不仅如此，不少发达国家还试图把不合理的减排指标压给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在减排承诺上逃避责任，在技术援助上设置障碍，就连发达国家引以为豪的快速启动资金，在统计上“移花接木”的手段也被诸多非政府组织戳穿。这些国家的种种表现，令世人感受到的是“傲慢与偏见”，也暴露了他们私利当先的真面目。

　　这篇评论文章指出，发达国家“傲慢”，是因为他们拥有资金、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并借助这些优势提出超越发展中国家承受能力的要求。发达国家固守“偏见”，则是为了找各种理由规避义务，甚至试图转嫁减排压力，让发展中国家“喘不过气”。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发达国家都应该“自省其身，以身作则”。

　　同一天，《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向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以帮助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但欧盟气候行动总司国际与气候战略司司长荣格—麦兹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绿色气候基金还没有制定详细的操作程序，欧盟各国不可能往里面投钱。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发达国家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对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绿色技术设置重重障碍，美国甚至在会上明确表示技术转让已经不用再谈。

　　资金问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关注的焦点。12月4日的《南方日报》在文章中引用多哈气候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的话强调说，“如果资金问题得不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减缓、适应、技术转让等等的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资金问题是一个非常核心、关键的问题。”德班会议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承诺，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特别是真正落实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明确2013到2020年提供资金的计划，增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开始高涨，中国开始渐为众矢之的。《南方周末》在11月30日一篇《多哈能否接过德班的“枪”》的文章中指出，面对压力，气候谈判的进程要求中国对这一多边机制做出比以往更为开放和积极的解读。与此同时，摆脱“替罪羊”困境，最好的出路是自身扎实的节能减排工作。国内气候立法、碳交易试点、能源总量控制及结构调整等政策准备充分、目标明确，才能让中国在建构全球气候协议新秩序的过程中底气充足。

　　同历次气候大会一样，多哈会议必将经历艰苦和曲折的磋商。发达国家首先应放下“傲慢与偏见”及其背后的私利之心，拿出更大的责任意识和诚意，否则只会扩大分歧，阻碍气候变化谈判进程，而吞下苦果的将是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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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人呼吁用金融交易税支持气候资金

　　联合国多哈气候谈判进入第二周，各国部长级代表陆续抵达多哈。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和乐施会工作人员12月3日在主会场上演“真人秀”，呼吁发达国家征收金融交易税(也称“罗宾汉税”)，以支持包括绿色气候基金在内的气候资金。青年代表举着彩色标语一起高呼，要求发达国家直面资金问题。

　　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1个欧盟成员国已经开始征收金融交易税。目前，绿色气候基金仍是空壳，各国也还没有制定出固定的资金承诺，各方需要在谈判第二周付出更多努力。

　　乐施会气候变化政策顾问蒂姆戈尔说:“贫穷国家正面临气候资金悬崖，不知道从2013年到2020年期间，会得到多少资助，而这些资助又会从哪里来。针对这个问题，向金融交易征税是欧洲国家现成的解决方案。”

　　“欧盟12国应该会在多哈宣布，明年拿出25％的金融交易税注资绿色气候基金。通过这种方式，欧洲的银行危机可以转变为贫穷人的机会，他们正在饱受气候变化煎熬。这样的承诺将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起推动作用。”蒂姆说。

　　英国青年气候联盟的青年代表表示:“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不能让我们相信他们在遵守承诺，金融交易征税为解决气候资金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们需要看到真正的领导力！”(据12月4日《南方日报》)

　　12月1日的《中国经营报》指出，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GDP”等政策的试行成为湖南为推动新一轮改革而实施的“重要工程”。

　　十八大提出“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即是希望中国下一步能真正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的问题。事实是，5年前，中央就批复湖南、湖北“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湖南的实践也正是这一切的“鲜活经验”。

　　在11月21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座谈会上，湖南省介绍了其“两型社会”建设情况，其成功经验也为人们所关注。比如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为保护环境，湘潭、株洲及长沙等地先后关停了一批污染较严重的中小化工、冶炼企业，亦进行循环经济试验及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

　　《中国经营报》文章援引了湖南省副省长陈肇雄的话，目前，湖南“两型社会”建设已经进入纵深推进的新阶段，改革的形势更加紧迫，要坚持以综合配套改革为突破口，努力实现“两型社会”建设与经济社会融合互动发展，走出一条综合试验、统筹推进的新路子。

　　如在继续推进产业准入和退出、生态补偿、绿色出行等10项改革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两型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重点在湘江排污口关闭、生活污水污泥处理、垃圾分类处置、排污权和碳交易机制改革、“两型”小城镇建设、绿色低碳消费改革等方面实现突破。

　　本周的另一关注焦点，是中国低碳试点范围再次扩容。12月4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称，国家发改委已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第二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立了包括北京、上海、海南和石家庄等29个城市和省区成为我国第二批低碳试点。这意味着，第二批低碳试点地区的低碳建设开始进入倒计时。

　　第二批试点是落实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之一，体现了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意志和决心。

　　12月3日的《南京日报》在题为《南京强力促节能减排打造绿色生产体系》的文章中称，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是打造绿色都市的重要动力。按照十八大报告中要求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南京下一步也要主攻绿色产业结构的打造，继续推进节能、减排、主城区工业布局调整、“三高两低”企业整治以及环境友好型企业创建等既定行动计划，加快打造绿色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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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大发布“美丽中国”建设水平研究报告

　　12月3日，四川大学“美丽中国”评价课题组正式发布《“美丽中国”省区建设水平(2012)研究报告》。其中，“美丽中国”省区建设综合排名(2012)前10的省区依次为北京市、浙江省、四川省、江苏省、福建省、江西省、云南省、山西省、陕西省、湖南省。

　　课题组表示，“美丽中国”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测算中国各省区“美丽中国”建设的阶段性水平。衡量指标的选择要求既要充分反应出“美丽中国”的建设现状，也要呈现“美丽中国”的区域建设潜力。

　　报告中的“美丽”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根据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地位，充分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融入，充分体现“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指标体系设置为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5项一级指标，27项二级指标。

　　由于文化指标中的二级指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现有数据来源中统计口径均未统一，因此暂不列入本次评估指标体系中。(据12月4日中国网)　　3、生灵凋残背后的生态之考

　　仅今年10月到11月，湖南、天津、河北等地相继发生候鸟死亡事件，捕杀、投毒等人为因素，成为导致候鸟迁徙中途折翼的“致命杀手”。

　　12月3日的《经济参考报》称，我国多地相继发生候鸟死亡事件，买卖以吨计。为遏制捕杀候鸟不断抬头的趋势，我国林业部门已积极采取措施进行打击。但业内人士指出，加强打击力度起到的只是一时的“震慑效果”，还需要建立保护候鸟的长效机制。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要有效保护候鸟必须对我国的自然保护地管理工作进行系统改革。按目前的保护区设定标准，无法将候鸟纳入保护地管理机制。此外，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孤岛化、破碎化使得“迁徙廊道”的保护天然地面临保护地割裂、执法和管理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

　　据专家介绍，与迁徙通道一样，保护候鸟栖息地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认定，但我国至今还没有全国性的《湿地保护法》。

　　立法之外，管理的机制问题凸显。文章指出，我国只在林业部门设有野生动物保护处，但野生动物保护堪称“九龙治水”。据了解，在野外和酒店餐馆中的野生动物归口林业部门管理，但在菜市场、集市上的野生动物则主要由工商、城管部门管理。

　　生灵凋残背后的生态之考是什么？12月3日的《济南时报》报道指出，济南黄河滩野鸟遭捕杀，喜鹊被毒死，山鸡被抓绝。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了盗猎的升级，从某种意义上说购买猎物的食客与捕猎者一起沦为“杀手”。而追溯根源，除盗猎者法律意识淡薄外，更重要的是百姓的生态保护意识滞后于环境的改善。

　　12月4日的《广州日报》称，广东便利的交通，庞大的吃野味需求，让贩卖野生动物成了一条地下产业链，走私野生动物也运用了“海陆空”交通方式走私野生动物。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一链条当中。

　　延伸阅读

　　东方白鹳遭职业杀手毒杀

　　2012年11月，在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迁徙中栖息于此的东方白鹳遭遇投毒。数天来，志愿者们跋涉湿地，救出13只，但更多的东方白鹳痛苦死去。如果不是志愿者们打捞起20具东方白鹳的尸体，它们最终将以每只200多元的价格售给餐馆，成为盘中餐。新京报记者调查得知，保护区周边，投毒者、餐馆老板、食客、售卖农药的销售商，成为害死东方白鹳等珍禽直接或间接的凶手。

　　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面积超过60万亩，当地林业部门的巡护力度却捉襟见肘。大港城乡一体化办公室林业科科长张文续说:“科里就4个人，绕保护区巡护一圈，就得一整天。”每年3月，东方白鹳在俄罗斯东南部和我国东北地区繁殖，9、10月份离开繁殖地，成群分批往南迁徙。护鸟志愿者莫训强说:“近几年，东方白鹳每年都在北大港湿地停留半个月左右，这次我们观测到约500只东方白鹳。”可莫训强们没想到，在这栖息的半个月，有20只东方白鹳却没能再展翅迁徙。(据11月19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