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中央电视台提出的这个问题，最近风靡全国。答案五花八门，甚至千奇百怪。这不禁让人想起了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中国人现在幸福吗？没有标准答案。先说吃，当年莫言因为羡慕某位作家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一写几十年，不仅不再馋饺子，而且一不小心写出了个诺贝尔文学奖。再说穿，小时候，只有过大年才有可能穿件新衣服，现在衣服老也穿不破，有些衣服甚至穿一两次就不再喜欢了，逛商场时也不知道该买点儿啥了。再说住，大家虽然对高房价意见不小，但不管有没有自己的房子，大部分人住的都比以前强多了。至于行，那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交通工具日新月异，人们的活动半径越来越大，据说有钱人都在琢磨着到太空中旅行呢。

　　尽管基本需求的满足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好多人的幸福感似乎没有增加多少。原因有些是心理学方面的，比如说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忽略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更多地为尚未得到满足的欲望忧心忡忡。但也有些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欲望升级，而是涉及到更为广泛的评价体系和更为具体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吃，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再比如说环境问题，这个比衣食住行更为基础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说到环境问题，就无法回避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邻避运动。只要有可能产生污染、危及健康，甭管你是为解决环境问题而上马的垃圾处理项目，还是为发展经济而上马的钼铜项目，逐渐过上好日子的人们立马就可以甩给你一句话:“别建在我家的后院。”这对习惯于拉动经济、促进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来说，还真是个新课题。如果说为拉动经济而上马的建设项目尚且可以忍痛割爱的话，那么，为解决垃圾围城等环境问题而上马的民生工程，简直就是进退两难了。

　　怎么办？不建垃圾处理项目，难道要让垃圾把城市给埋了？不发展经济，怎么进一步改善经济条件，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政府、企业、公众各打各的算盘，问题近乎无解。

　　真的无解吗？未必。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尔文·罗思和劳埃德·沙普利或许能帮我们找到答案，他们的拿手好戏是“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劳埃德·沙普利使用合作博弈的方法来研究和比对不同的匹配方法。他认为，关键问题在于保证一个配对是稳定的。所谓稳定，指的是不存在这样两个市场主体，他们都更中意于彼此、胜过他们当前的另一半。由于匹配市场有时会遭遇持续的市场失灵，因此便为市场设计提供了机会。阿尔文·罗思的贡献则在于，将稳定匹配理论运用于实验，并帮助重新设计了现有的诸多匹配机制。

　　考虑到大部分环境问题都与市场失灵密不可分，而环境作为一种日益稀缺的资源，其利用效率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社会经济活动的规模。在环境容量有限的情况下，要想继续扩大经济规模，就必须提高单位环境资源的经济产出水平，这就要求将日益稀缺的环境资源优先配置给污染物排放量最低的生产者。理想状态是，对特定的环境资源而言，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不存在另外一个生产者，其环境效率优于当前的生产者。这就是稳定匹配理论在环境领域的具体应用。

　　回到前面所说的邻避运动，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厦门PX事件、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以及一些垃圾处理项目建设遇阻，都可以归因于不稳定的匹配关系。为什么这些匹配关系不稳定？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成本收益关系的错位，也就是一部分人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却要由另一部分人来承担环境损害的后果，而前者对后者缺乏必要的补偿。至于垃圾处理等公益项目，则可能表现为略有区别的成本收益关系，也就是大部分人受益的同时，却要由一小部分人承担环境损害的后果，而前者对后者缺乏必要的补偿。很多地方政府在处理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不愿正视成本收益关系错位的问题，不习惯引入市场手段，而是更喜欢用行政手段强行推动项目上马，结果不仅不能促进匹配关系的稳定，反而容易激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令相关的匹配关系更加不稳定，乃至演变为复杂的群体性事件。

　　为实现环境领域的稳定匹配，或者说让环境资源稳定地实现最优配置，就需要尽可能完善匹配机制，这就离不开完善的规则体系。尽管环境问题与市场失灵密切相关，但以行政手段配置环境资源，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优选择。由于用行政手段配置环境资源，有着效率低下、易于寻租、不够稳定等天然的弊端，所以，有必要在全面梳理国内外环境经济政策法规的基础上，尽快完善规则体系，将与环境相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环境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文·罗思和劳埃德·沙普利的“稳定匹配理论和市场设计实践”，在环境保护领域大有可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没有健全的规则体系，市场就无法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更不要说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稳定匹配了。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清理那些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经济政策与法律法规，建立起有利于优化环境资源配置的规则体系。适逢《环境保护法》修改之际，考虑到1989年制定的《环境保护法》，有着太多的计划经济痕迹，只有做出大幅度的修改，才能适应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才能担负起新时期保护环境的重任。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方向，乃至与环境相关的一切政策法律法规的改进方向，应当是更多地引入市场手段，促进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进而为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试点、完善与推广工作，科学设计环境资源与经济资源的匹配机制，促进主要经济领域环境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从实践层面看，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公众在内的市场参与主体，都应该逐步改变过去那种依靠行政权力配置环境资源的习惯，积极主动地设计和尝试更为有效的市场化解决方案。新机制当然不会一步到位，也无法做到一劳永逸，而且肯定会派生出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来，但是，在老路已经越来越难走的情况下，不妨大胆一试。

　　这个世界会好吗？会的，只要你上对花轿嫁对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