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海外并购成本趋升
　　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迎来了海外并购的春天。一是此时海外企业资产严重贬值。为缓解流动性短缺，金融或实体机构迫不得已大量出售资产以缩小规模，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折现能力严重下降。二是海外并购监管和审查放宽，减少了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政治障碍和隐性成本。
　　然而，进入2011年，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美元持续贬值，使国际矿产资源价格大幅上涨，企业并购成本持续攀升，令多数企业望而却步。
　　除此之外，此前国内企业海外矿山投资的项目真正发挥效能的例子少之又少。并购过程中除项目本身需要大量投资外，行业周期性波动、政策变化，还有劳工、环保等因素对项目的影响等都会增加投资成本，从而使得实际投资数额远远大于最初的评估值。

国企民企各有短板
　　从根本上说，我国引导“走出去”的相关政策缺乏导向性、扶持主体单一、管理及资金运作效率低等问题对国内企业海外并购的不乐观结果影响极大。
　　当前从事海外矿产投资的企业多为大型国有企业，体制等因素极大地限制了企业投资的灵活性。此外，目前国内勘探企业境外投资主要集中于非洲、中东、拉美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普遍存在政策法规不透明、基础建设不健全、社区建设不规范等各种隐性风险。
　　相比较而言，在海外并购方面，民营企业的表现更加灵活，更愿意进行商业合作模式的创新，更善于将企业的运营融入到当地经济中，从而更容易控制市场风险。然而，目前给予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优惠政策仍显不足。
　　目前，在我国政府签订的多双边投资贸易协定中，缺乏对企业并购活动权益进行保护的条款。通常情况下，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只能单纯地依照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缺乏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此外，政府对一些重点并购项目在资金使用、并购方式等方面的管理过于严格，缺乏管理灵活性易使企业丧失并购机会。

政府支持应落在实处
　　政府应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参与到海外能源、矿山等资源产品的并购中。有关部门应针对性地给予民营企业积极、优惠的政策，如在海外矿藏勘探、战略资源并购项目方面，给予民营企业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便利的贷款，帮助其拓展融资渠道；引导民营企业创新管理合作方式，如可以通过积极推动民营企业形成联合体参与到海外并购中，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众多弱小的资本组合成实力雄厚的经济联合体，提升海外并购实力。
　　有关部门应为企业的海外并购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一方面，通过确立我国海外并购法律适用规则，最大限度地保护企业的海外并购利益；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来规制海外并购。海外并购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不能仅仅依靠单边规则来解决，可借鉴欧美合作协定，应积极参与与被并购国间的双边法律合作，从而有效地解决本国规制海外并购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在鼓励矿产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有关方面应多为企业提供自由决策权，可对有实力的重点企业进行备案，经核定额度后由企业根据市场变化自行决策海外并购策略。
　　此外，可成立相关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为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咨询服务，并可以使用外汇设立供国内矿产企业海外发展的“境外矿产资源专项基金”，切实地支持企业的海外发展战略。△（宋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