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
　　采访人  　胡若隐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改革”课题组成员

　　胡若隐:我对自然之友并不陌生。1992年7月我在中国环境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也就在1993年的六五“世界环境日”，自然之友的几位创始人发起了中国首次民间自发的环境研讨会“玲珑园会议”。理事长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这次会议与后来的自然之友有何关联？

　　杨东平:我参加了玲珑园会议，与会者有来自媒体和大学的四五十人。我们利用聚会的机会，交流了对当时环境保护形势的看法，约定今后每年举办一次“绿色恳谈会”。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多次参加我们的活动，他那时已经是声名在外了。我们当天没有谈到要成立具体的组织，但大家形成了环境保护的共识。在“世界环境日”以实际行动参与更为妥当，所以我们后来选择在每年的4月22日“世界地球日”举办恳谈活动。应该说，玲珑园会议为自然之友的成立营造了很好的舆论氛围。

　　胡若隐:请您谈谈自然之友成立以来的情况，并对其成长给予评价。

　　杨东平:自然之友于1994年3月31日正式注册成立，是中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创始人有梁从诫先生、北京外国语学院教师梁晓燕、作家王力雄和我。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的梁从诫教授为创会会长，我为理事长。截至2010年底，我们在全国累计发展会员近10000人，其中活跃会员2000人，团体会员19家。各地会员就近参加环境保护活动，发起创办的环境社会组织超过10家，总体上说自然之友获得了好的口碑。我们屡屡获得国内外激励环境保护的奖项，例如亚洲环境奖、地球奖、大熊猫奖、绿色人物奖、阿拉善SEE—TNC生态奖以及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等。历经18年的成长壮大，自然之友因具备良好的公信力和影响力，跻身为全国标志性的社会团体组织。我感念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对于一些批评声音，例如有的会员认为自然之友在一线环境问题上没有扮演好关键角色，我也把它当作是一种可贵的呵护和激励。

　　胡若隐:自然之友倡导了一些现代社会重要的核心价值观，还以适当方式去推动其实现。有朋友说，自然之友过去的迅速成长与梁从诫先生的影响力有关，因为梁先生是维新变法大师梁启超之孙、著名人士梁思成和林徽音之子，在社会上拥有很高的知名度。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换句话说，您是否也认为民间环保组织都离不开社会名流的个人魅力？

　　杨东平:毫无疑问，梁先生的个人魅力有助于自然之友的成长壮大，他的辞世是自然之友的重大损失。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关注淮河流域乡镇企业造成的流域水污染问题，这也是他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最早情结。他认为人类应该与大自然为友，环境保护需要每一位自然之友的真心实意和身体力行。他是骑自行车赴会的全国政协常委，67岁那年为了保护藏羚羊还奔波在可可西里。季羡林先生谈到他时说过:“中国少了一个历史学者，多了一个自然之友。”好的民间环保组织，有名流加盟固然好，但制度建设更重要。自然之友2006年完成了制度转型，建立起现代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摆脱了管理层个人话语权过大的影响，成立了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2009年起李波被聘任为自然之友总干事。他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环境学硕士专业，此前在云南从事民间环保组织活动，成功参与过保护滇金丝猴。新的组织结构便于接受监督，阳光下的运作也有利于组织的发展。

　　胡若隐:我认真查阅过自然之友理事会2010年4月通过的章程，组织全称是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管理机关是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业务主管是北京市朝阳区科委。我很欣赏朝阳区政府和相关政府部门的眼光。在很多国人心目中，自然之友已经不是一个地区性组织，而是在全国有影响的民间环保组织。请问，在我国特别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阶段，自然之友在环境保护领域是否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杨东平:我们一直努力在参与国内环境保护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其一，我们制定了新的战略发展规划，认识到环境保护的主体力量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将未来3~5年的工作目标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回应城市环境问题，降低环境危害；二是推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培养绿色公民进而增进政府科学决策。鉴于普及环境意识的历史阶段基本过去，民间环保组织进入功能分化阶段。我们在项目选择上更多地关注城市生活方式，例如低碳出行、宜居城市和垃圾分类等，依靠制度创新来拓展组织内生动力。其二，我们调整与全国其他地区民间环保组织的关系。自然之友在全国有会员小组，他们作为民间非盈利机构的环境志愿者参与当地的环境保护活动。我们与这些年成长起来的环境社会组织保持联系，交流工作经验，但建议他们在当地注册登记。其三，我们在培养人才方面下功夫，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和有专业知识的人士加入我们的队伍。环境民间组织发挥作用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是依靠对法律执行的监督来保护环境。美国环境保护协会的150多名全职工作人员中，有一半是科学家、律师和经济学家等专业人员。队伍专业化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公众参与议题负责人常成就很年轻，他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了环境学硕士学位。他能够成为阿拉善SEE—TNC生态奖最年轻的得主，是因为他发挥法律专业知识来倡导监管部门加强对预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督，此举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自然之友还以一个草根民间组织的身份参与到公民外交的活动中。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负责气候和环境领域的部长级官员到访中国时，自然之友利用会议发言和交流机会，从民间的立场讲解和分享中国的环境挑战、国家的应对计划、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情况，以及公众参与和民间角色的重要补充和监督作用。国家发改委气候司认为，在国际环境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博弈中，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角色不可或缺。

　　胡若隐:在接近20年的中国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中，我发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力量的协商合作是一种参与共治的全新模式。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