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喻为“汽车之城”的美国第五大城市申请破产，近日引发媒体社会广泛热议。

    底特律的陨落，根本原因在于当汽车产业呈现衰退时，底特律未能实现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变革。

    变，有风险；不变，便是死路一条。

    底特律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型城市，但它的境遇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

    2000年以后，我国开始从国家层面关注资源型城市转型，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提出要“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和“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确定了以辽宁阜新市为代表的多个转型试点。2008年、2009年、2011年先后公布了3批69个资源枯竭城市名单，辅以各类指导性政策性文件。今年4月，《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已经通过专家评审，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正式纳入国家战略层面。

    按照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划分，资源型城市有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资源枯竭）和再生型（摆脱了对资源的依赖，成功发展起来了新兴产业）4类。如何由衰退向再生转变是目前最迫切的社会课题。

    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发展困境大致相仿。首先是历史遗留问题。截至2011年底， 69个资源枯竭城市尚有14万公顷沉陷区要治理，地裂缝、废弃矿坑、矸石山、大型尾矿堆场等灾害隐患点十几万处；失业矿工达60万；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城镇人口比重为10.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倍。

    其次是产业发展对资源的高度依赖性。采掘业占二次产业的比重超过20%，接续替代产业目前仍比较弱小；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发展对资源开发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再次，资源枯竭城市的城矿二元体制仍有待理顺。对照工业化开始较早的欧美国家，抛开那些矿竭城衰的“鬼域”（这种情况在中国极少）不谈，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仍潜藏诸多风险。第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外部支持，基本上无法实现转型。 比如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由德国政府持续、强劲投资扶持了30年，走过诸多弯路，才最终较为成功地摆脱了经济衰落的困境。第二，即便有了强有力的扶持，但如果转型政策失误，将会陷入补贴的无底洞。比如乌克兰顿涅茨克市，上世纪70年代乌克兰政府就开始通过补贴维持当地国有煤炭、钢铁等重工业，但最终只留下一个失败的转型样本。第三，产业选择失误，将付出巨大代价。上世纪80年代一夜暴富的热带岛国瑙鲁，放弃了渔业与旅游业的独特优势，而对各种商业和金融项目投入的约10亿美元，却因管理问题而缩水近90%，导致矿竭国衰。

    总体来说，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还处于起步阶段。即便将2001年定为转型试点的阜新市，其探索实践至今也不过12年。对于解决燃眉之急、缓解突出矛盾，甚至发展某一领域的循环经济来说，或许可见成效；但是，对于培育一个乃至几个在全国市场上有突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仍嫌仓促。而要彻底摆脱资源依赖，在大区域范围形成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产业集群，甚或将城市发展的综合竞争力提升到较高水平，则还要走过下一个12年甚至更长时间。

    期待《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早日出台，引导我国246个资源型城市及早规划转型战略，在资源尚未枯竭之时即开始“循序渐转”，避免在资源枯竭之后“急转”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以及更大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