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岁的李群打消了回天津老家发展的念头。自从7岁那年被父亲接到石嘴山之后，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近40年。李群的父亲原来是天津钢丝绳厂的职工，1965年支援石嘴山钢铁工业，到了当时的五四钢厂——现在恒力钢丝绳厂的前身。

    之所以想回天津，不仅仅因为他的大儿子在天津，还因为原来的工作“自2003年以后，越来越没干头了，企业发展太慢，经营不善，到后来动不动就放假”，要不是到了现在的企业，没准儿还在“放假”。

    李群原来在一家国有钢铁企业工作，从焦化厂到钢铁厂，他的岗位一直都是煤气技工，是典型的产业工人。用他的话说，“除了这个，别的什么也不会。”

    他的新岗位仍然是煤气工，厂子则是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两年引进的民营钢铁公司。作为地方产业转型的一部分，这个公司不仅嵌入了开发区原来的钢铁工业园，还嵌入了原来的产业链条，销纳了焦炭、铁合金等诸多上游产品，延伸了下游的钢铁产业链。

    “工资比以前高多了，日子也轻松了”。于是他已经不再考虑回天津的事了。

    像李群这样的产业工人在石嘴山数以10万计，终其一生都在与煤炭及与煤炭相关的能源、化工生产打交道。近10年来，石嘴山市谋求转型所走的每一步，其影响最终都落在了他们身上。

    与诸多当地的产业工人尤其是老国有煤矿的工人相比，李群其实非常幸运。“那阵子，好些大国企都倒闭了，好几万人失业，许多人的日子一下子就没法过了。”李群说起2001年以后，石嘴山市大批涉煤国有企业纷纷倒闭的过程，仍然颇多感慨。

    实际上，也正是从那时起，石嘴山市正式步入了资源型城市的衰退期，也迎来了转型的历史课题。

    □年轻的石嘴山

    因煤而建，因煤而兴，因煤而困

    石嘴山市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东、北、西三面与内蒙古毗邻，南与银川市接壤。这个人烟稀少的荒凉戈壁，地下却蕴藏着25亿吨火热的煤炭，其中被国际上誉为“煤中之王”的太西煤储量达5.6亿吨。

    “就在这里，产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第一吨钢、第一片瓷。”石嘴山市环保局局长梁福祥说。

    在原国家煤炭部“贺兰山北段、黄河两岸以石嘴山为中心，建立西北煤炭生产基地”的布局下，1956年初，第一批创业人员入驻石嘴山药王庙，用羊皮筏子把矿区建设所需的大批器材自兰州沿黄河运抵石嘴山。自此，宁夏煤炭大规模的建设拉开序幕。嗣后，抚顺、徐州、大同、兰州、西安、淮南、淮北等工业基地的干部职工2.2万余人（不包括随迁家属和分散前来的职工及家属），被成建制地调入石嘴山，加入这一会战。

    在开发煤炭资源的同时，石嘴山的电力、钢铁等战略产业也开始布局建设。196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石嘴山市。

    此后的近50年间，滚滚乌金从边陲小镇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据统计，石嘴山市累计为国家提供各种原煤5亿吨，电力装机达到319万千瓦。资源开发的支撑让石嘴山成为宁夏第二城市，经济总量一度占到宁夏自治区经济总量的四成。

    但几乎和所有资源型城市一样，丰富的资源并未给石嘴山的综合发展带来实际收益。在荒滩戈壁上缘矿而建的资源供应城市，布局松散，基础设施落后。“那时候基本不像个城市。”一位80后市民说，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住在开发最早的惠农区，“几个煤矿，几个机械厂，中间一条道通到底。”

    随着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煤炭产业对其他产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2002年石嘴山市工业增加值33亿元，资源依托型企业的产值就达到30亿元；非煤产业在工业增加值方面不到5%），让石嘴山的经济面临巨大风险。尤其是步入资源产业的衰退期，发展风险尤大。

    资源的枯竭速度也在加快。2000年以后，石嘴山市辖区内的国有矿山有2/3进入中老年期，多个矿坑破产闭井，煤炭生产能力由高峰时期的近1500万吨下降至2002年的不足600万吨。

    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40多平方公里的沉陷区，影响到城市将近1/4的人口、近三成的水管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同时，工业排放的大量粉尘、二氧化硫、煤矸石、粉煤灰包裹了整个城市，环境污染严重。2003年，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全国113个重点空气污染城市中，石嘴山排名第四。

    另外，随着大型矿井的相继闭坑，企业所办的学校、医院甚至公安警察机构等“小社会”全部移交给当地政府，极大地增加了财政压力。

    2004年，石嘴山制定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接续产业规划》，招商引资工作是当时摆脱困难局面的最大希望。但是环境问题却让招商工作裹足不前。

    年轻的石嘴山从未如此困顿。
 □从改善生态环境开始

    对于城市面貌的改变，环境治理无疑来得最快，也必须走在前面

    上世纪70年代的石嘴山还比较荒凉。“到处是洼地，蒿子都一人多高，随处可见狼。”一位退休的工人回忆说，但20年后的情况完全改观，“基本上是个大工地，不但狼没有了，连清新的空气都没有了。”

    从一片荒凉变成一片狼藉，向自然单方面的索取，让城市蒙垢。

    走出资源依赖困境，需要寻求接替产业，需要招商引资。而令人生畏的环境不改变，这一切就无从谈起。

    在这一背景下，“蓝天碧水”被列入石嘴山“十五”、“十一五”规划的三大工程之一，以促进两型社会建设，从根本上提升石嘴山形象。

    任务庞杂而繁重。除了电力、钢铁等规模较大的产业之外，依托煤炭资源，石嘴山还形成了数以千计的洗煤厂、活性炭、焦化、铁合金、电石等行业企业。梁福祥介绍说，产业集中度低，产业链短，规模大小不一，技术装备落后，污染严重。另外，矿坑周边的大型矸石山，自燃排放大量污染物。电厂排出的大量粉煤灰，堆积成数座大山，风一起，“满城都是灰”。

    “城区内近百家小型污染企业被关停，取缔淘汰了118家产能落后企业，402家小型煤炭加工企业拆除，200多台燃煤锅炉被拆除，600多根烟囱被拔掉。”治理污染的成绩单上如此描述。

    “但最关键的还是排灰场和矸石山。”石嘴山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带记者来到曾经的粉煤灰堆场。

    在大武口城区东部的星海湖畔，中华奇石山静谧清幽，700余块来自全国各地的奇石造就了这座西北最大的奇石博览园。但在七八年前，这里是大武口电厂1号排灰场。“20多年强排放，粉煤灰堆放量超过1千万方”，参与粉煤灰治理工作的责任人说，当年这里污水横流，垃圾成堆，无驻足之地。

    而另外一处占地2000亩的沉陷区的煤矸石山，如今也早已变成种植117万株花树的“七彩园”。

    “现在的粉煤灰和煤矸石基本上被作为建材利用，但历史遗留的存量巨大，短期内无法消耗，因而都随物赋形做成了城市休闲景观。”曾任石嘴山环保局监察支队队长的王晶说。

    另外，对于缺水的石嘴山来说，碧水工程尤为急迫。对星海湖的清淤综合整治使原来的污水坑变成了如今的国家级水利风景区，面积相当于4个西湖的大小，不仅实现了雨洪水的综合利用，也有效调节了城市小气候。

    近10年来，石嘴山不仅摘掉了污染城市的黑帽子，主城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也大大改善。加上平原绿化、黄河护岸林、城市大环境绿化、绿色通道、村庄绿化等生态工程建设的实施，让石嘴山的山水园林风格更加凸显。

    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不断推动着环保工作持续深入。梁福祥说，仅在2012年，就确定了46个减排项目、火电行业4个限期治理项目，大幅削减四项减排污染物。“目前石嘴山的300余万千瓦电力装机全部完成脱硫，脱硝已完成3/4。”

    “生态环境虽已大大改善，但目前的工业结构，决定了环境治理仍然任重道远。”梁福祥说。

    □转型的压力

    落后工业的改造，产业工人的转产、再就业等社会隐患凸显

    “作为老工业基地，石嘴山的资源并未绝对枯竭，但通过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的课题自加压力，有利于长远发展。”石嘴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杨志国对当地的转型有着自己的认识。他认为，转型的目标更主要的还是改善民生状况，促进城市发展。

    但无论如何，10年前的困境下，他们已经启动了这一征程，压力与之同生。

    石嘴山市“十五”、“十一五”规划中，与“蓝天碧水”工程同时开展的还有“产业对接”和“民心”工程，以消解阶段性经济波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问题。

    环境治理的效果3年后就得以显现，但地方经济的转型却显得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一张白纸好作画，而在资源型城市，短暂的开发历史遗留的往往是一团糟”，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常贵生说，方向性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在2012年之前，常贵生是石嘴山市发改委副主任，主要工作内容是工业园区的调整改造，基本方向是延伸产业链，发展循环经济。

    和全国其他资源型城市一样，石嘴山在数十年间发展起来诸多高耗能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主导产业，产能、产量占自治区总产量的80%左右。但其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慢、比重低；行业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企业经济效益差，市场竞争力弱；技术投入少，创新水平低。关键是，高度依赖资源产业。

    《石嘴山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规划（文本）》的数据显示，2000年～2002年，多个国有矿山因煤炭采净而关闭前后，第二产业产值增长极为缓慢，2002年第二产业产值33.2亿元，比2001年减少3480万元；二产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也下降了3.5个百分点。

    “数量众多的国有企业被迫关闭，先后有石嘴山高压电瓷厂、原石嘴山铁合金厂，原石嘴山碳素厂等，还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关停并转。总之倒下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多。”常贵生回忆说。

    转型，无论是发展新的替代产业，还是将原有产业升级，都必须进行相应的产能置换。不单单是暂时牺牲工业增长，关键是“让人头疼”的就业问题。

    “谁想夺我的饭碗，我就砸谁的头”。关停一家企业，至少要造成数十人、数百乃至数千工人下岗。历史资料显示，2002年，全市67万人中，全市失业或半失业人员达7万多人，3万多煤炭职工下岗或转岗，涉及家属10.7万人。

    “那是最艰难的时期。”常贵生说。“从市政府层面实施的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劳务经济、鼓励自谋职业、积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强化社会治安管理等一系列措施，使这一突出矛盾有所缓解。”

    转型得以逐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