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记者 李莹
在青海省玉树州玉树县结古镇的西南约半小时车程的地方,是一片缓坡草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草场与天的边界轻轻勾勒出了一道淡淡的弧线,一边是澄澈的蓝,摇曳着慵懒的云,一边是如洗的绿,游荡着觅食的牦牛。
在这如画景致对面的缓坡上,是一片整齐的白色平房,这里是甘达村。更为准确地说,这里是甘达村300余户居民中近半居民放下牛鞭、不再逐草而居后的新家。
这个新家园,是能让生态移民安心的地方吗?
问题一:支出大为增加 返贫现象突出
离开家只为保护家
甘达村的村民们之所以搬迁,是为了保护重要的生态屏障——三江源自然保护区。
近年来,生态环境脆弱的三江源地区,受到气候变暖、变干、风蚀、水蚀的影响,加上超载放牧等人为因素干扰,草地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草场严重退化,土地沙漠化面积扩大,水土流失加剧。
以玉树县为例,经过专家测算,玉树县的理论载畜量为73.6万羊单位,但2009年末全县各类牲畜存栏数量折羊单位已达107.3万只,依据核定的理论载畜量,需要核减牲畜33.7万羊单位。以减人减羊为目的的生态移民已经成为三江源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
而玉树地震后的灾后重建,无疑为这项庞大的移民计划提供了一个契机。玉树地震后,有关部门对玉树县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地质勘测。发现很多地方已不再适合人类生活,有再次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必须将很多分散的灾民重新安置。
同时,北京及四大央企对口援建工作也迅速开展,约400亿灾后重建资金陆续到位后,一座座房屋短短两年中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解决了移民新建房屋的资金问题。
2010年11月,甘达村作为最早一批搬入灾后重建新居的村庄,在搬进新居的同时,村民们也成为玉树县生态移民大军中的一员,告别了他们的牛羊。
没有牛羊的新生活
60岁的根秋卓玛发现,虽然政府已经为村民统一建设了每户80平米的房子,但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像搬家这么简单。原本并不需要的花费,现在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根秋卓玛和其他村民一样,依然在用烧牛粪的炉子。这种原本是牛羊副产品的东西,如今也成为商品。每袋牛粪15~16元,只能烧一天。仅牛粪的支出,一个月就需要400多元。
肉食,为生活在高寒缺氧环境中的人们带去了热量。但如今,没有了牛羊,市场上28元一斤的羊肉价,让他们“望羊兴叹”。
50岁的伽马错加特意带我们看了他家门前的暖棚。他告诉记者,三江源办公室给每家每户都发了一些菜种子,并帮助村民在家门前支起了种菜的暖棚,但当记者问到,是否适应吃菜时,他说:“那种青草的味道,吃起来还是很不习惯。”
青海民族大学教授骆桂花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调查显示,三江源生态移民后的家庭支出大为增加。仅食物一项, 移民前的年支出费用为1860元, 移民后为3590元。此外, 水、电、卫生费用等也成为家庭的新增支出项目。移民返贫现象比较严重。
根秋卓玛无儿无女,且患有严重的风湿,每隔半个月她都要到镇里买药,看病是她最大的支出,但是很多药品并不在报销范围内。政府每月发给五保户的钱她全都用来买药,日常生活则要靠村里给的青稞、油、盐。采访时,根秋卓玛告诉记者,现在电价又涨了,每年要从500多元涨到700多元,她已感到无力负担。
问题二:补偿标准单一 生态压力加大
资金补偿难解渴
依希拉毛告诉记者,迄今为止,村民还未拿到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玉树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已两年,为何甘达村村民仍然没有一户收到这笔补助款?结古镇党委书记藏拉解释,这是村民在自发抵制这项补偿措施。
原来,补助款是每家每户在完成减畜量的基础上,按照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给予补偿。甘达村的很大一块面积被划给了国营牧场。因此,平均下来,每户的面积比其他村庄的牧民少很多。2012年全村补偿款仅为38万多元,平均每户分到的补偿款仅为1000多元。这笔钱远远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藏拉告诉记者,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并不合理。在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每户牧民拥有的土地面积较大,草场压力相对就小,但牧民获得的补偿款却多。而对于人均土地面积本来就小的地区,本来草场压力就大,但牧民获得的补偿款却相对更少。
据了解,在甘达村村委会多次上访后,国营牧场划给了甘达村,答应2012年补偿金增长为88万元。
而一些常年关注三江源生态补偿问题的专家认为,事实上,补偿款不公并不是三江源生态补偿问题的核心。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迄今为止,国家并未建立三江源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退牧还草的主要依据是2011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完善退牧还草政策的意见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5年为一个补助周期。随着政策逐步到期, 解决退牧农户生计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国家预算投入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
此外,有专家认为,生态补偿是个综合的概念,不仅包括退牧还草的补助资金,还应包括各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靠山吃山的再次破坏
对于这些不会说汉语,一辈子与草原打交道的藏民来说,挖虫草也许是他们唯一不需要培训就能带来丰厚收入的工作。
伽马错加告诉记者,今年的虫草季他平均每天挖5根虫草,按照一根约80元的收购价格,一个月他赚了近6000块钱。
但是,挖掘虫草也使这里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又一次沉重打击。当地人介绍,挖虫草一般所用的工具是镢头和小铲,当他们发现一根虫草后,为不破坏虫体,会将虫体周围的草皮连土一起挖出,将草皮和土抖落后,取出虫草,极少有人会将草皮和土回填。这样一来,挖一根虫草最少会破坏30平方厘米左右的草皮。专家介绍,不及时回填草皮,将使本来生态就极其脆弱的高原土地迅速沙化。
记者在玉树一周期间,虫草价格就从7.5万元一斤飙升到8.5万元一斤。当地人介绍,这还是不能挑选的价格,如果要剔除断草,就得12万~13万一斤。
随着虫草热的升温,很多外地人淘“虫草金”。出产虫草的地方会收取一万到两万的管理费用。虽然增加了地方收入,但“淘金者”也变本加厉。记者看到,虫草季刚过的草原上,饮料瓶、塑料布、食品包装袋等随处可见。
伽玛错伽说,虫草季过后,他会到结古镇打零工,每个月有个700元~800元的收入,这已经是村里的中上等水平。在灾后重建的特殊时期,工作并不难找。
但同时,各种随意堆放的建筑垃圾也成为环境问题的隐患。玉树县县长尼玛多杰告诉记者,在大面积建设过程中,建筑垃圾随意堆放填埋到河道、山谷的现象严重。
虽然,随着灾后重建的完成,各类地材企业也将陆续被关闭,草原也得以修养生息。但移民的生计又会成为问题。
问题三:产业发展艰难 缺乏长效机制
特色产业发展困境
采石、建房,这些替代产业似乎并不可持续。事实上,当地人并不是没有尝试挖掘自身特色,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甘达村村委会在三江源办公室的帮助下,开办了缝纫培训班,每期1个月,教授当地不能外出务工的妇女制作藏族服装,布料由三江源办公室提供。但由于没有销售渠道,培训班成立1年多来,只售出了8套服装。做好的藏袍只能挂在墙上成为展品。
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帮助下,2011年4月甘达村成立了运输队。甘达村运输队利用扶贫项目的300万资金,购买了7台车。在灾后重建的大背景下,运输车辆第一年纯利润99万元。但由于灾后重建运输的收缩、车辆的严重损耗,第二年的收入就明显减少,只有24万元。目前,甘达村运输队正在尝试转型。他们卖掉了5辆车,转做粮油批发生意。
甘达村的情况正是当地产业化过程的缩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对三江源地区生态补偿情况的调研发现,从外因看,由于三江源地区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再加上高海拔和恶劣气候条件, 产业发展的成本高, 远离主要消费市场、当地的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较低, 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难以做大做强, 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从内因看,移民中相当一部分藏民不会说汉语,与外界接触沟通和获取市场信息能力弱,就业技能单一。加之项目运作他们并不熟悉,管理也不规范,三江源地区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更多困难。
对于移民后续的产业发展,藏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要结合当地实际,建设奶牛生产和养殖基地、牛羊肉加工基地、优质饲草料生产基地等。另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充分开发当地特色资源,如旅游资源等,吸纳富余劳动力。
改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如何破解三江源面临的诸多难题?
一些专家提出,解决三江源的问题必须要打组合拳。三江源不是青海省的三江源,而是中国的三江源,三江源地区应当成立类似于生态特区的三江源保护国家委员会。由其全权负责三江源地区的事务。
三江源的保护必须形成稳定规范的利益补偿长效机制。国家可以将原来的用于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主要来自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和原有投资渠道项目资金等,整合捆绑拨付给三江源保护国家委员会,由其统一管理支配。
依希拉毛的大女儿开学就要到镇上去读6年级了。她受益于玉树实行的另外一项政策——让所以适龄儿童到结古镇上初中,接受包括汉语在内的教育。通过提高当地人口素质,鼓励有能力的人走出去,以减少三江源地区的人口压力。
专家认为,解决三江源的问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通过教育培养年轻一代走出去,将三江源的人口减少一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平,让无法走出去的人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三江源地区的移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