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的中国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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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
（一）有两张地球的老照片，曾经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
一张是白天。中国像一只羽毛稀少的雄鸡，伫立在植被茂密的西伯利亚和东南亚之间，吟唱着黄土地渴望绿色的古老歌谣。 生态文明源于对发展的反思，也是对发展的提升、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正是从文明进步的新高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我们党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大报告中“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目标，以鲜明的形象、丰富的内涵，诉说着13 亿中国人的向往，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铿锵有力的宣示，表达了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鲜明态度。 不采取有力措施，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发展难以持续，民族复兴失去根基，美丽中国更无从谈起。 今年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形成能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双控制的新机制，画出了“2015 年能源消费总量不超过40 亿吨标准煤”的红线； 2 月，环境保护部宣布将在重点控制区实施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力争7 年内实现PM2.5排放总量显著下降； 3 月，全国人大会议公布的预算案中，中国环境保护预算比去年增加18.8%。这一增幅大大超过了财政支出的整体增幅； 在江苏，省环保厅首次启动“约谈”机制，就太湖流域水质约谈苏南四地政府相关负责人，如半年内未完成整改，将直接由省纪委和省监察厅处理地方政府责任人；在湖北武汉，湖泊保护今年全面实现“包产到户”，166 个湖泊都有了“一官一民”两位“ 湖长”，一旦湖泊出现问题，立即追责；在广西河池，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中，3 名官员因环境监管失职罪被判刑，10 名企业责任人因污染环境犯罪被刑处……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其最终目标是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它意味着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重新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使我们的资源环境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 环境的警钟日日惊心，生态的保护时不我待。 （四）然而，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远非想象的那样平坦。 很多人艳羡加州的阳光、塞舌尔的海滩、芬兰的原始森林，其实在我们身边营造同样的美景，也不算太难： 实践证明，关掉燃煤电厂，停掉石化工厂，汽车限号运行，工地停止施工，不要半年时间，城市就会天变蓝，风变清，环境变好。 再到中东部的一些农村地区去看一看，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城打工，环境休养生息，植被迅速恢复，野猪、野狼上演“ 王者归来”，一派山清水秀的田园气象。 问题是，如果由此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单双号限行、缺电少气、就业变难、经济下滑，我们是否能够忍受，又能忍受多久？ 下面这两幅场景，或许可以给出问题的答案： 怒江沿岸，大峡谷间，环保主义者大声疾呼，反对水电梯级开发对生态造成的巨大损害。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当地大多数居民竟然都“ 愚昧”地赞成兴修大坝。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海岛，参观者体验过热带雨林的原始风情之后，拍着当地干部的肩膀说：“ 这样的美景，一定不要搞旅游开发，要好好保护啊！”干部一脸苦笑地反问：“ 如果我们都爬到树上去扮猴子，你们是不是觉得更爽？” 靠“ 回到从前”来解决今天出现的问题，并非正路。早在上世纪70 年代，国际上就有这样的观点，在所有的环境污染问题中，没有比“ 贫穷污染”更为严重的。这一观点划清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类不同的环境问题。 无论是非洲人口激增带来的生态灾难，还是中国农村曾经绵延千年的毁林开荒，其危害都不亚于工业污染。就中国而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直到现在还有1.28 亿贫困人口，让他们脱贫致富，必须靠发展；就人类整体而言，发展，也只有发展，才是走出生态困境的治本之策。 然而硬币总有它的两面。 必须承认，在发展问题上，我们的干部有使不完的劲头，我们的行政有相当高的效率，但在环保实施力度和资源使用效率上，我们的表现就要远逊一筹了。 据国际能源署统计，中国单位GDP能耗尽管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为日本的7 倍左右，相当于世界均值的两倍。2011 年，我国GDP 占全球的10.48%，却消耗了世界60% 的水泥、49% 的钢铁和20.3%的能源。在一些地方，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绿卡”、“挂牌”、“进厂审签”、“预约执法”等土政策风行，环保执法部门对企业的正常监督执法受到阻挠。近年来曝出的血铅超标、违法排污等事件，很多就是企业扛着“挂牌保护”金字招牌种下的恶果。 不充分的发展与发展带来的副作用，就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存在。这是中国的困境，也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共有的尴尬。 就像每个月挣100 块钱的人如果要靠10 块一斤的有机大米养活，其结果必然是饥饿，环保成本的高昂，催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与矛盾，也成为许多地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寅吃卯粮甚至饮鸩止渴的现实背景。 精心调适发展与环保的关系，尽最大可能维持两者间精细的平衡，不仅是经济问题、技术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对人类智慧和伦理的双重挑战。这样的挑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不会消失。随着经济版图变迁和社会转型，在局部地方甚至还可能进一步激化。 （五）今天的中国，就处在生态环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环保意识觉醒的时代。 从1997 年开始，环境污染纠纷直线上升，每年递增25% ，到2002 年已超过50 万起，环境维权成为社会热点。2005 年以来，从圆明园防渗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到厦门、大连、宁波、成都、昆明PX 等重化工项目，再到最近的广东江门核燃料风波，环境公共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对抗方式也更加激进。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保意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落后的发展理念。 事实上，从4000 年前的夏朝，到3000 年前的周朝、2000 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准伐木、夏天禁止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的禁令。在粮食危机随时可能引爆的古代，对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是饥荒，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守住底线。到了当代，这样的观念被“GDP 至上”的政绩指挥棒所取代。这种理念延续了“超英赶美”的传统，又有着近几十年“发展主义”思想作依托，一时之间很难扭转。 在很长时间里，地方干部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其中心内容是“经济锦标赛”，经济业绩成为考核任用干部最简便易行的标尺。迅速改变一地之面貌、实现民生之发展，变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只争朝夕的现代化，让很多人有一种停不下来的冲动。与此同时，受制于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局限，环境问题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这样的背景之下，环保部门的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了。 法律授予环保部门的是检查权、罚款权和建议权。但是在基层，这些职能有时会被各类土政策阻挡，有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的长官意志扼杀。权力一旦可以绕过法律，决策也就可以抛开程序。很多大型项目上马时，不透明的环境评价过程，不充分的公共决策参与，其实质往往是为了让项目顺利过关。可一旦遭遇公众的抵制，这些工程无论环境影响如何，通常都会迅速下马，形成“ 一闹就停”的示范效应，让一些并不理性的邻避运动得到不应有的鼓励，也让一些本属必要的项目中途夭折。 权与法的冲突，理性与欲望的龃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较量，剪不断，理还乱，成为环境改善的羁绊。对此，环境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环境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实质上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 （六）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国家成为工业大国而不曾遗留环境破坏问题、付出艰难治理的代价。 泰晤士河曾经看不到一条鱼，甚至跌落河中的人也被要求常规防疫接种，英国政府经过20 多年的艰苦整治，才将它变成洁净的城市水道；日本治理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历时近30 年方见成效。美国洛杉矶从上世纪40 年代开始受光化学烟雾困扰，治理60 多年，到21世纪初才基本打赢这场“蓝天保卫战”。即便如此，洛杉矶地区的臭氧水平依然常年超标，大约有100 万成年人和30 万儿童患哮喘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6 亿美元。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多则二三百年，少则100 多年，其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我国的工业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快速发展阶段则是近30 多年，环境问题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机理更加复杂。加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的滞后，解决起来自然更加困难重重。 一方面，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现状，就像一个人长期透支身体，积劳成疾，多病缠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环境治理、生态恢复有其客观规律，只能遵循，无法超越，解决起来得有耐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能因为发达国家通常在人均GDP1 万美元时才出现环境拐点，而我们现在才6100 美元，就坐等发展阶段的升级。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5000 美元时环境就开始好转了。它们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环境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统筹协调、标本兼治，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转型，首先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继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推动技术创新、降低节能环保技术成本，逐渐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产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转型，关键是优化法治环境。赋予环保部门有力的强制执行权，克服环境法律法规偏软、可操作性不强、处罚力度不够的弊端；加强执法监督，健全内部监督制约、完善层级监督、落实社会监督，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环境执法的干扰，构筑生态文明的法治基础。 转型，重点是协调利益关系。观念问题的实质是利益问题。就像考核标准不变、领导干部的行为方式就难以改变一样，如果缺少外来约束，企业难免将环保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而公众也可能只想着呼吸新鲜空气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实现利益结构的调整，破解人人都说环保重要、可一旦触及自身利益就不干了的“吉登斯悖论”，必须依靠不断的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 转型，核心在唤起全社会参与。归根结底，环境问题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共同导致的社会问题。几十年来，“ 环保靠政府”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克服环保领域的市场失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行政措施，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的弊端。只有政府、企业、个人、社会一起发力，综合施治，美丽中国才可能由愿景化为现实。 （七）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实现经济繁荣、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社会和谐，是美丽中国的基本内涵。 英国卫报记者华衷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大人告诉他，如果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人类会因此毁灭。忧心忡忡的他从此每晚睡前都要祈祷：“不要让十亿中国人一起跳起来”。后来他来到中国，发现十几亿中国人真的“跳起来”了——他们以只争朝夕的焦灼，奋起直追人类现代化的潮流。 华衷的担忧，也是中国人自己的担忧：如果人们的价值取向不能从物质的富足功利向社会的健康文明转化，如果生产方式不能从资源掠夺型向保育再生型转轨，如果消费行为不能从高能耗、高消费向低能耗、适度消费转变，美丽中国终将是纸上谈兵。 事实上，转型已在更自觉地加速推进。 本届政府成立短短4 个月间，就有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大气治理和节能环保产业展开。让城乡居民喝上更干净的水、呼吸更清洁的空气、吃上更安全的食品、享受更良好的环境，很多省市区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线图、时间表，不少地区提出了“ 生态强省”、“ 生态立市”的战略目标。以往的GDP 竞赛，正在逐步转向公共服务竞赛、改善民生竞赛、节能减排竞赛、社会管理竞赛。 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第一位的追求。从刚刚公布的今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数据看，新增就业持续增加，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加快，能源消耗强度下降增幅加大，经济转型的攻坚战初见成效。 中央气象台历史上第一次专门针对雾霾发出预警；人民日报等媒体以报道与公益广告提升全社会环保理念；实行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车用油品新标准，逐步将燃煤电厂撤出城市中心地带，试行以天然气和新能源取代汽油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燃料；众多企业、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的“中国低碳联盟”一个月前正式宣布成立；从9 月起环保部门将主动公布重点监控企业的排放数据等信息；电价改革、资源税改革以及征收碳税等政策列入议事日程。 在日常生活层面，限塑令颁布4年多来，全国每年减少塑料购物袋240 亿个，相当于节约石油480 万吨，约占大庆油田年产量的1/8；近3 年时间里，5.2 亿只节能灯、5000 多万台节能空调、460 多万辆节能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不必讳言，今天的中国，我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很多发达国家经历过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但转型已经开启，发展不容回头。“同呼吸，共奋斗”，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是13 亿中国人的共同追求。美丽中国，正孕育在每个人的努力之中。
（原载7 月22 日《人民日报》一版，本报刊发时略有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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