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跃 宛佳欣:论环境人权的拘束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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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不断巩固和提高人的主体性地位，也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升，特别是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几百年间，人类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从深海油井、远洋捕捞、核能使用到海底作业、两极科考，遍及可能穷尽的一切内容和区域。因此私权扩张对环境利益的需求，早已开始从传统的由点到线的尝试性开发、利用向现代化的由面到体的毁灭性攫取、破坏。这一方面构成了人类需求与环境的矛盾——私权扩张和主体性地位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环境承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所能接受并容忍的范围；另一方面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反作用也明显加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业已成为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严峻的制约因素。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公害事件、全球性污染、核污染、生物多样性失衡、气候变化等各类全球环境问题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人类俨然已经作为了主导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方面，起着决定性甚至破坏性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发展，也为了谋求整个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开始思考新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民有无环境权利，如果有则又应当如何保护。“解铃还需系铃人”，人类又开始从既往的私权意识中找寻得以解答该问题的答案。诚然环境人权扎根于私权至上权利意识，然而扩张性却决不是对私权至上最完整的解释，现代性的权利意识与传统的私权至上的权利意识相比在内容和行使上已经被赋予了更新的根本不同的要求——这种情感的格言就是一“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或者是“你为自己谋利益，要尽可能地少损害别人”。③因此，以尊重自然规律和维护生态平衡并以实现最大、最优的利益的环境人权便即应运而成。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对天下的完全的占有和普遍的开发，人类才遭遇了日益显得狭小的天下的限制，陷入人类发展与自然的矛盾。环境权就是这种矛盾孕育出来的一种人权，一种在当今的天下挥之不去的权利要求。”④ 不难发现，尽管近现代以来的“私权至上”的权利意识带来了人类文明几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将人的主体性得以解放和发展，然而因激情和盲目所激发的主观能动性却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不计后果地利用自然、开发自然和改造自然，其结果只能将私权至上的权利意识扭曲成为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并自晚近以来导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 （三）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的时代背景：世界平面化 几千年的发展，将人类社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世界平面化——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面 ① [英]洛克：《政府论》（下），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9页。 ④ 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32页。 61 2012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 对也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广泛并且深刻的竞争与合作。“世界在变平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将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统一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人们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平等，因为竞争不仅赋予人们激情和力量，也将愤怒、失意的人们甚至是人类的败类同样会更容易集结起来。世界平面化对全球化进行更为深远地发展，推动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国家和公司，而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种使个人和小团体在全球范围内亲密无间合作的现象称为“平坦的世界”。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已成为一种实现更好生存和发展的不二法则——任何企图以一己之力独占环境利益的个人或组织，都必然招致环境的“反噬”，因此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作为构成权利所表现出来的约束、限制的特征，正与世界平面化的时代背景不谋而合，也将作为实现环境利益的手段之一的环境人权赋予了从应然到实然的新的时代内涵。亦即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正在不断地从内在的应然的价值判断外化为可操作的实然的技术工作，从而真正反映伦理拘束性之于环境人权所固有的特征。 世界平面化使世界更加紧密地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宗教等在内各个方面都在进行深入、便捷地交流，各种信息、数据呈几何级、爆炸性地传播，这种平面化发展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就环境而言，各种理念、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研究成果、资源开发和利用、国际性综合治理等，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普遍地交流、合作与共享，任何谁都不能完全独占环境利益，而有赖于在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各自占有的环境要素进行交流、合作与共享，因为任何无序的、割裂的发展都会最终让整个人类蒙受惨痛的代价，“而健康、食品和幸福最终都依赖于环境的完整和富饶、依赖于发展进程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②，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环境利益得以最大最优的实现。同时在世界平面化的结构变化中，通过某些简单的技术性的操作而不再拘泥以纯价值判断的方式寻求最为广泛而深入的国际合作，这正是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外化的必然要求。也得益于这种外化的结果，才使得环境利益能够带给人们切身的享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如《内罗毕宣言》所规定的那样：“在促进环境保护工作中，必须每个人负起责任并参与工作。”“各国和人民应诚意地本着伙伴精神合作。”“诚意地”行使自己的利用环境的权利。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与其在所谓的实质上争辩上进行举步维艰地纠缠，世界各国倒更愿意在直接的技术层面上进行更加广泛制度设计和利益平衡。从当代国际实践中不难发现，后发达国家尽管坚持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中占据道德和国际舆论的制高点，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转让技术、提供资金等因不可逆的、历史的责任，却仍愿意采用某些具体的、技术性的、可操作的制度，并设计出一套真正兼顾历史与现实、共享环境利益的制度。因此，从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的实质性要求，到技术层面进行直接地、透明地、方便地操作，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对环境人权的发展，也正是时代为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提供的重要背景。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并不是为了拘束而拘束，而是采取能够直接实现环境利益的方式，将这种拘束在世界平面化的趋势下不断丰富和发展环境人权。 三、明确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的理论及现实价值 综上所述，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以其固有的内在价值以及推动其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客观现实，在世界平面化的时代背景以来愈来愈突出其历史必然性。本文认为所谓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是指基于人与环境互动的伦理所固有的内在价值，强调权利内容的有限性和行使权利的约束性并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取向的，构成环境人权的起拘束性作用的一项基本特征。 （一）环境人权伦理拘束性的理论 第一，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是环境人权的基础性特征或主要特征，是构成环境人权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特征，也是环境人权区别于其他权利的最为显著特征。 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是人类伦理和价值所固有的，故而环境人权的产生并得以迅速发展始告可能。从历史上看，以伦理拘束性为特征的环境人权是人类历经漫长的发展，从崇拜自然、敬畏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到迄今为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反思人与自然关系所做出的价值评价和事实判断的结果。伦理拘束性使得环境人权将整体性和普世价值观奉为圭臬，而并非如同传统的权利那样仅仅着眼于以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平衡，而更加关注在“人类中心主义”之外寻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法律制度的建构上，伦理拘束性的特征反映为环境人权不仅关注权利人本人与他人的利益平衡，更兼顾后代人的利益，因此“发展权应以使今世后代关于发展和环境的需要公正地得到满足的方式来实现”，而不是诸如一般财产权似的以实际享有财产利益为 ① 参见[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7－11页。 ② [法]亚历山大·基斯著：《国际环境法》，张若思编译，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43页。 62 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防灾减灾 限。就权利本身而言，由于任何应有权利或者法定权利的设计都在于使个人享受利益，满足主体的一定欲望，而环境人权区别于一般人权就在于通过环境人权实现利益并不通过权利的扩张，而应以权利的约束、限制、制约所表现的拘束方式为之，亦即“一个人在追求他的利益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是同其他人的利益互进的、互益的和互动的，否则，人类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互助的合作关系。”①环境人权在内容上必须同时考虑权利人之外的他人，而在权利行使过程中则须时刻信守最大谨慎的原则。“合则双赢、分则两害”的道理难道不正是人类千百年来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得出的深刻体悟？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人类未尝没有享受到这种“合”所带来的实际利益。而从语义上看，英文中的“right”一词兼具“权利”和“正当”两层含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将“权利”视为“正当”在社会中的进一步发展。进言之，环境人权正是有赖于自身所固有的伦理拘束性的历史必然，才为环境人权的提出和发展提供了具有应然的价值性意义的可能，并使人们通过环境人权享受利益。在这个意义，环境人权的拘束性无疑为环境人权的证成提供了一项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来源。 第二，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强调权利内容须首先考虑义务的设置，且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应当积极履行义务。 与传统权利相比，以伦理拘束性为特征的环境人权要求更加注重对利益的共享，而并不只是强调在权利内容和权利行使上进行利益分割，即伦理拘束性使环境人权有别于传统权利的利益可分性。尤其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人们更应当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在解构与建构的反思中积极拘束性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恪尽职守，从而不断回答人类将要行至何方的问题。因此伦理拘束性使得环境人权有别于其他权利，即它是人类自身为追求和享受更高层次生活，实现更好地生存繁衍的本能的要求，这种权利断不可能以扩张为其出发点，而应当采取更加积极地在保护环境过程中行使权利，实现利益。实际上，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个人利益的苦苦追求而不得但相对抑制地行使权利乃使个人分享利益，故人人不必再为自身利益的实现盲目地追求，而代之以为他人、公共以及人类整体利益作贡献、尽责任，况且这种以伦理拘束并非要求事无巨细皆得拘束，而代之以局部的、限量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负担义务和责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环境人权是否“必然导致环境法由传统的权利本位转变为义务本位”②？本文认为环境人权的伦理拘束并非承认在环境法上承认“义务本位”，“即从总体上说，义务应当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并从属于权利。”③然而，强调义务的设置并于权利行使过程中积极履行义务与义务本位当属何种关系？ 尽管伦理拘束性与义务本位都以环境利益的整体性和不可分性为视野，并且认为设置义务和履行义务与义务本位都要求应当依靠义务的积极履行来实现环境人权共享环境利益，但是前者明显是从法的应然的层面来说明设置义务和履行义务的历史必然性，而后者则是从实在法的实然的层面说明该问题的现实紧迫性，亦即环境危机的现实紧迫性只是构成了再次强调设置义务和履行义务的客观现实，从私权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这种现实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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