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团开展的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项目覆盖范围不够广泛。在“5.12”汶川地震中，社团开展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应对、恢复两个环节，而且在应对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也往往游离于核心问题的外围。社团对于其他环境事件的应对也如是。但经之前的分析，社团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的其他环节，特别是“抽象应对行为”[1]——如突发环境事件应对法律、应急预案的创制工作方面，仍大有可为。而且，突发环境事件的有效应对也要求社团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有鉴于此，我国有关立法完善时应考虑如何继续发掘社团在突发环境事件应对领域的全方位的潜力，赋予其更多的参与权，发挥其在抽象应对行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尽管社会团体的参与有其必要，而且作为共同利益代表的社会团体与突发环境事件应对存在着先天的契合，但是现阶段我国有关社会团体在该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应该转变政府独立支持的单一化应对模式，大力发掘社团在该方面的价值，努力完善健全应对机制，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对社会带来的各项损失，推动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向构建和谐社会机制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