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里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纷争不断，政府重启公众参与程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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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存在的风险提出了警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单光鼐认为，近年来，各地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消耗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每每“事”起，公众几乎众口一词地质疑当地政府，这些事件警示着必须尽快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在王维平看来，替代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化解海淀区垃圾难题的是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地处偏远，远距离运输必将大幅度增加垃圾处理成本，如果焚烧发电厂监管机制不到位，最终还会给公众利益带来损害。当前，各地应把垃圾填埋场的臭气问题解决好，这也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措施。 北京阿苏卫居民、网名“驴屎蛋”的黄小山认为，公众与其将重点放在讨论垃圾焚烧技术、选址上，不如探索垃圾减量的有效途径，找出一套科学有效的、简单务实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的、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方案。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反建运动，让居民们开始反思城市垃圾处理的根本之道。 反建小组核心成员吴女士参加了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在六里屯社区开展的生态家庭试点。随着垃圾分类的深入，她开始关注垃圾成分构成、后期运输、无害化处理技术等问题，发现垃圾科学化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弃建”的消息传开后，吴女士参加了几场内部举办的庆祝活动，垃圾分类所需的塑料袋用尽了，她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做垃圾分类了。
公众怎么说
用理智和责任推动社会进步
黄小山 近日，某著名报纸资深记者采访我时问:“通过这一年多和政府的对抗、和政府的沟通、和政府的合作，政府接受了你，甚至采纳了你的意见，你是否觉得你是个胜利者？”我说:“这是一种双赢。” 是的，通过这场“垃圾战争”，我们看到，政府进步了。 这种进步在情理之中、预料之中。我转过身来审视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民众没有像想象中的跟着一起进步。 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一些人喜欢叫嚷，爱骂政府，尽管这种叫嚷实在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就像你爱一个人，犯不着声嘶力竭地喊出来，如果你恨他，也犯不着动气地大喊大叫。 回顾这一年多的烧与不烧的争论，我认为，垃圾烧与不烧的前提就是垃圾分类。目前最为关键的是，找出一套科学有效的、简单务实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的、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方案，以此来减少垃圾的焚烧量。民众可以通过实践，自下而上地传达民众的期冀和对政府的诉求。 我始终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个互动的时代，是个用行动说话的时代，是个需要放弃名利、放弃无谓的争吵与无谓的谩骂，用理智和觉醒、勇敢和责任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一定是民众，因为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与其骂社会不如骂自己，与其骂政府不如骂自己。请记住: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堕落，中国便堕落；你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迁址不能造成危害转移 毛达 在六里屯地区居民的坚决反对下，北京市政府放弃了原有的在此地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计划。如何评价这样的变动？ 就公民维权而言，可谓是一种胜利。任何人都有权对建在自己家门口的公共设施提出意见。北京六里屯和阿苏卫的居民之所以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和填埋场运行，就是为了维护他们可能受到侵害的健康权、环境权、财产权，并在此过程中争取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垃圾焚烧厂的缓建或停建，填埋场运营的改善，是他们维权行动胜利的结果，也是政府尊重公民权利的体现。 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居民在维权行动中指出，垃圾焚烧厂作为一种高风险的垃圾处理设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对环境安全，对市民无害。这些条件包括:有毒有害物排放应达标，且受到公众的监督；必须避免焚烧混合垃圾；焚烧厂工人和附近居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周边环境应得到持续监控。 目前，垃圾焚烧厂虽然迁址，但如果焚烧厂没有提高环保标准，只是换个地方，谁都无法逃脱它的危害。 六里屯地区的居民虽然反对在自家门口建设垃圾焚烧厂，但他们也不赞成把危害引向别处，一部分公民维权的胜利或环境的改善如果以另一部分公民和环境遭伤害为代价，这不是社会所期待的。不论垃圾焚烧厂是否“转移”，它的决策、建设和运营应对全体市民是一视同仁的。 专家访谈
决策需要贴近公共利益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 中国环境报记者 陈媛媛 就北京市六里屯居民反建垃圾焚烧厂，海淀区尊重民意弃建一事，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请她谈一谈对此事的看法。她认为，避免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政府应该加快进程，让决策更加贴近公共利益。 记者:六里屯居民用长达4年的时间，反对在家门口建设垃圾焚烧厂。在这场博弈过程中，政府做出了弃建的决定，您如何评价这件事情？ 贾西津:目前事情取得进展和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个既定在北京“十一五”规划中的项目，最后发生重大改变，政府也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反过来，这件事情也在提醒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该讲求决策科学，使决策尽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还要考虑当地居民的权益。同时，它也在提醒政府，倾听公众的声音应该常态化，比如在制定政策的前期，更多吸纳公众参与。更进一步说，需要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让政策过程更加民主科学，政府的决策更贴近公共利益。 记者:对于一些敏感环境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有意回避公众参与，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令双方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贾西津:一些地方政府面对一些重大而又敏感的环境决策时常常会认为，征求公众的意见会招来公众的反对，是给自己惹麻烦。而事实上，回避公众参与做出的决策在执行中才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麻烦。越是复杂的问题越应注意信息的公开和多方的讨论，当问题敞开了，公众会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可以接受妥协和比较公正、公平的方案。 有很大一部分的矛盾和冲突不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从某个角度看，双方利益可以达成共识。比如建设垃圾焚烧厂，一方面的确触及到多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尖锐的对立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以及知识和能力的欠缺等因素所造成的，如果双方能够有理有据的对话，结果可能不一定是“我赢你输”。 记者:当政府和公众对问题的看法产生严重分歧、导致双方关系紧张、无法客观倾听对方意见时，采取何种方式沟通更有利于化解双方矛盾？ 贾西津:如果有第三方作为中介，中立的协调人搭建一个渠道，让双方分别真实地谈各自的想法，会更有利于化解危机。比如由专业人员或者NGO介入，通过一些对话协商的机制，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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