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重金属污染事件，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要严格实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有效减少重金属污染的危害。一是合理调整涉重金属企业布局，严格落实卫生防护距离，在人口聚居区和饮水、食品安全保障区坚决禁止新上项目。二是提高准入门槛，督促企业深度治理，确保稳定达标排放，不能达标的企业一律停产整顿直至关闭取缔。三是对重点防控区域采取工程措施集中治理，加快解决铬渣、尾矿库等历史遗留问题。

　　第三，要坚持预防为先、及时应对，着力消除污染隐患，妥善处置突发事件。环境污染事故是经济粗放型增长的结果，是环境问题日积月累的破坏性释放，一旦发生，后果十分严重。要牢固树立隐患险于事故、防范胜过救灾的理念，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和评估力度，把环境污染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建设快速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充实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一旦发生事件就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把损害降到最小程度。要合理调整化工企业空间布局，严格化学品生产管理，堵塞运输安全漏洞，切实防范化学品环境污染事件。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核安全问题。一桩大的核事故，不仅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甚至会毁掉整个核事业。今年3月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对我们是一个警示。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坚持安全至上，组织力量对我国核电进行全方位评估和论证，抓紧编制核安全规划，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同时，要切实加强放射源管理，避免发生公共事件、祸及人民群众。

　　五、在改革创新中开创环保工作新局面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环境保护作为转型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一件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齐心协力，共同做好各项工作。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办法来破解难题，健全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在此，我提几点要求:

　　一是落实目标责任。环境保护实行的是统一监管、分工负责，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环境质量和环境安全负总责的管理制度。刚才，受国务院委托，周生贤同志与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部分中央企业负责同志签订了“十二五”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各地要尽快分解任务，落实计划，确保实现预定目标。要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指标体系，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严格实行责任制。对未完成目标任务的地方，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是完善经济政策。我国在环境方面历史欠账多，各级财政要把环保投入列入年度预算，并保持合理增长幅度。国家财政资金和预算内投资都要增加环保能力建设投入，保障必要的运行和维护经费。“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中新增了氮氧化物减排任务，能否完成这项任务与燃煤电厂脱硝紧密相关。国家已经出台脱硝电价，还要抓紧出台脱硝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完善脱硫脱硝电价政策。保本微利是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转的基本前提，要完善城镇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过去的实践证明，“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是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央财政将进一步扩大“以奖促治、以奖代补”资金规模，有条件的地区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开征环境保护税对于“清费立税”、促进企业强化环保具有重要作用，要抓紧研究立法和开展试点。国务院对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明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尽快制定并出台相关实施办法。

　　三是推进改革创新。改革是发展和转型的强大动力，从根本上破解资源环境难题也必须从改革上找出路，创新体制机制，调动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进这方面改革，既要着眼于环境与发展事业，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又要把握环境保护的特有规律，探索改革的有效措施。比如实行排污权交易，不仅可以使排污多的企业增加成本，而且可以使排污少的企业获得经济效益，还可以促进相关环保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这有利于把政府强制减排行为转化为企业自主减排行动，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从国际上看，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相继实施了排污权交易，促进了污染减排，提高了污染治理效率。美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2008年二氧化硫排放量比1970年下降63％，减排成本仅相当于原先估算的1/3。近年来，我国东部一些发达省份在这方面也开展了试点工作，并取得好的效果，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再如，对电、水、气等涉及民生的资源产品实行有区别的价格政策，能够有效抑制不合理需求，从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要抓紧研究论证，区别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积极推进阶梯式资源价格改革。又如，生态补偿是平衡不同地区发展和环境权益的重要手段，要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补助、转移支付等方式，增加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同时探索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生态补偿的有效办法。

　　四是强化环境法治。法律法规是环境保护的刚性约束和制度保证。目前我国环境法规体系还不健全，特别是罚则较轻，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使得环境“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长期存在。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破坏环境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惩。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了20多年，有些内容已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要加快修改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形成比较完备的环境法律法规框架，特别要加重罚则、加大惩处力度，真正起到足以震慑违法行为的作用。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环境执法，把日常执法检查与环保专项行动结合起来，实施跨行政区执法合作和部门联动执法，敢于碰硬，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健全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建立执法责任制。要积极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健全环境损害赔偿机制，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和法律援助，强化环境司法保障。同时，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环保执法监管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供必要的保障。

　　五是加强科技支撑。科学技术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器。要把科技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加快实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区域性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土壤污染修复与治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控等重大环境科技专项，力争在共性技术、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大环保技术装备研发力度，努力提升国产化水平，不断降低治理成本。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六是动员全民参与。环境保护是涉及人人的事业。要深入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行动计划，广泛动员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引导全社会以实际行动关心环境、珍惜环境、保护环境。要畅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渠道，对涉及群众利益的环保规划、决策和项目，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鼓励检举、揭发环境违法行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要充分发挥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的作用，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机制，加强与社区、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志愿者的沟通，提供必要的帮助，更好地鼓励、支持和引导他们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