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活垃圾用塑料袋打包，随手扔进家门口的垃圾桶，“嗖”的一声，垃圾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很多城市居民处理生活垃圾的一贯做法。
现在，一些地方的居民再如此处理生活垃圾就不行了，盛放居民生活垃圾的塑料袋上有一个小标签，通过查询标签，可以轻松地了解垃圾制造者的门牌号码和身份信息。如果不进行垃圾分类，这户人家可能引来街坊邻里的鄙视，还有可能收到罚单。
杭州从去年开始试行垃圾分类“实名制”以来，已经一年有余，在试行“实名制”的小区，垃圾分类准确率高达80％左右，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最近，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也准备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实名制”的试点，一时间，垃圾分类“实名制”似乎成为破解垃圾围城的又一剂良药。
试点成效明显 争议声音不断
实名制能让垃圾分类一步到位？
在大人对孩子的言传身教和互相监督中，日本家庭逐渐形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资料图片
中国环境报记者 陈媛媛
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实名制”一出现，关于“实名制”争议就没有停歇过。赞成者认为，“实名制”能够迫使那些不分类的居民进行分类，而反对者认为，“实名制”存在泄露居民隐私的风险。
垃圾分类是否一定需要实行“实名制”？“实名制”是垃圾分类成功的保障吗？
■背景
国外和台湾也有类似强制措施
推广垃圾分类的初期，日本、德国和瑞典都曾实行垃圾分类“实名制”，只不过是采用相对保护隐私的做法。
德国在刚开始的时候，每家的垃圾袋上都有一长串条形码，记录着居民的身份信息。如果谁违反了垃圾分类的规定，相关部门就会按“码”索骥，找出乱扔垃圾的人，随之而来的或是个人税率的提高，或是社会福利的下降。在这样系统健全的制度约束下，乱扔垃圾的人不能不检点自己的行为。
在日本、瑞典和中国台湾，垃圾分类虽然没有实行“实名制”，但是实行定时定点投放，垃圾投放不具有匿名性，垃圾清运人员或监督员会现场对垃圾分类情况进行检查，居民若未按规定分类，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将面临巨额罚款，在以住宅小区为单位的区域社会中，会落下“不履行垃圾分类”的名声。
■观点
宣传教育必不可少
“‘实名制’无法对全面实现垃圾分类起到决定性作用。”研究垃圾处理问题的市民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说。尽管实行垃圾分类“实名制”的城市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多位关注垃圾分类的民间人士，对这种方式持保留态度。
因为参与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反建活动，黄小山被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邀请赴日本、澳门考察垃圾处理。在与垃圾问题专家的接触和熏陶下，黄小山成为垃圾处理问题的“业外”专家。
在黄小山看来，“实名制”一定要和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结合起来，让垃圾不具有匿名性，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此外，政府要在未来3～5年间实现全面垃圾分类，除了要出台适合实际操作的政策规定和相关法律制度外，还要开展大规模、大范围的宣传教育。
“一定要让居民觉得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扔垃圾，是一件特别有面子的事情。”黄小山的这一观点与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社区家委会主任崔湘文的观点不谋而合。
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社区是垃圾分类的老典型，从1996年开始，大乘巷的居民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帮助下进行垃圾分类。实施十几年来，大乘巷参与垃圾分类家庭从开始的20％上升到85％。
“长年坚持不懈地进行垃圾分类宣传，让大乘巷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崔湘文总结垃圾分类的经验时说。
在大乘巷，垃圾分类长期占据着宣传栏的重要位置。社区内400户居民实行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社区家委会和居民共同监督分类情况，做得好的居民会受到表彰。如果发现，有个别住户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或分类不彻底，家委会就会入户进行宣传教育，逐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自觉性。
“通过宣传教育，没有做到分类的住户做到了，而那些做到垃圾分类的住户，可能又出现了反复，就需要多讲，反复讲。”崔湘文说。
垃圾分类的过程是体现国民素质逐步提高的过程。大乘巷居民用近13年的时间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已经算是快的了。
日本和瑞典市民形成自觉保护环境、合理处理生活垃圾的好习惯前后用了30年，一向严谨的德国人也花了10年的时间。一开始的五六年，居民不习惯，反对声四起。为什么反对？因为垃圾分类不仅是一个技术难题，更是一个改变社会传统习性的问题。
后来，各国政府和当地环保组织在不遗余力地向公众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的同时，想到“从娃娃抓起”，教育小学生们垃圾分类及循环利用的好处，再由孩子回家告诉大人，在言传身教和互相监督中逐渐形成家庭传统。
日本的垃圾分类“规矩多如牛毛，对居民近乎苛刻”，如果没有长期宣传和辅导，就无法将复杂分类规定变成居民的行动指南。
■建议
应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公众参与
“垃圾分类工作要一步一步来。”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城市固废项目组负责人张伯驹对各地启动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出了这样一个忠告。
自然之友城市固废项目组曾就垃圾分类议题赴全国各地调研。他们发现，一些地方在垃圾分类宣传刚刚开始、配套实施还没有到位的情况，就急于创新垃圾处理措施。在张伯驹看来，垃圾分类“实名制”作为一种创新的做法，并不是不好，而是有点跨度大了，操作难度高了点，各地开展垃圾分类完全可以从简单的定点定时清运垃圾开始。
“绿袖标志愿者在垃圾站开放的时间，现场监督指导居民如何分类垃圾，对没有做到的居民进行劝解，对做得好的居民进行奖励，相比具有强迫性质‘实名制’，难度要小得多。”张伯驹说。
“‘实名制’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做法，如果垃圾分类配套措施和诱因没有，单纯靠检查的方式，恐怕无法长久。”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自然之友城市固废项目组的志愿者赖伟杰说。
台湾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大陆居民生活方式接近，生活垃圾的组分相同，因此，台湾垃圾分类经验值得中国大陆借鉴。在台湾，居民扔垃圾要使用专用付费垃圾袋，垃圾越多就意味着需要买越多的专用垃圾袋。在垃圾清运车后面，往往跟着一台回收车，垃圾按照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分类，分类越仔细，支付清运垃圾的费用就越少。“有了一系列利诱政策，居民垃圾分类不再困难了。”赖伟杰说。
“当务之急，我们要着手研究如何制定长效机制，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公众持续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张伯驹说。
长沙芙蓉区要试实名制
可回收垃圾由专人收集打分 根据准确程度换取不同奖励
胡楠 刘立平
这天刚吃完早饭，家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迎宾路的蔡金玲从家里的临时储物柜子拎出一小袋子的废电池到了韭菜园街道办事处，她的废电池按照长沙市芙蓉区垃圾分类收集管理办法，可以从工作人员那换来两盏节能灯，按每盏节能灯15元的市场价计，她的几节废电池可以换来价值30元的物品。
每日2000吨的生活垃圾亟待处理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垃圾分类意识，居民的习惯是将垃圾统一混装放置于垃圾集结点，大量的垃圾不仅给环卫工人带来巨大的劳动量，更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目前，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是焚烧和填埋，采用填埋法占地面积大，很多有害垃圾还容易污染水体、散发臭气，而且大部分垃圾填埋场所空间已所剩无几；焚烧又极易造成二次污染。
长沙市每日生活垃圾产生量接近2000吨，仅中心城区每日垃圾产生量已超过500吨，并且每年以8％～10％的速度增长。垃圾围城已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实行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已成为当前城市环境建设的关键所在。如何提高居民的自觉性，有效地在现有的情况下进行垃圾分类处理，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
新建小区成试点垃圾分类点
记者从长沙市芙蓉区环保局获悉，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办事处拟将湖南宾馆住宅小区和韭菜园街道的军区社区确定为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区，拟尝试推行垃圾分类“实名制”。以湖南宾馆为重点，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点创建工作，以创建带动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整体水平提升，并为下一阶段在全市推广提供科学依据和现实经验。
韭菜园街道生活垃圾分类活动室副组长刘强告诉记者，选用新建小区进行垃圾分类，主要是考虑这些居民区人群综合素质高，推广起来大家更易于接受。
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一是为小区每户居民发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宣传册，宣传册上注明日常家庭生活垃圾如何进行分类，分为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玻璃、有害垃圾4个垃圾桶；二是在小区内每个楼道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示范窗；三是定期组织居民召开垃圾分类收集工作座谈会等宣传活动；四是每户家庭楼前摆放垃圾分类桶，桶上用醒目的标识标出不同的垃圾该投放于哪个垃圾桶内。居民每天对垃圾进行分类后丢弃，对分类可回收垃圾每天由专人收集打分，分类可回收垃圾越准确，分数就越高，月底家庭可凭得分换取牙膏、肥皂等日用品。
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
目前，长沙市韭菜园街道已把400个分类垃圾桶全部安置在小区内。
今后，小区居民每天在家将生活垃圾分好类，用标有门牌号码的垃圾袋盛放垃圾，并投放在家门口的垃圾桶内，其中的可回收垃圾由保洁员运送到指定地登记打分，月底每家每户可凭分数换取日用品。如果哪家没对自己的垃圾进行分类，大家一目了然。
预计，通过垃圾分类，仅军区社区、湖南宾馆住宅小区每年收集的可回收垃圾可产生约15万元的经济效益。
芙蓉区有关部门表示，他们将总结探索湖南宾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示范点的创建经验，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行机制和管理办法，结合辖区实际，逐步向全市条件较成熟的居民小区和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推广，促进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水平的整体提升。
图/朱慧卿
杭州垃圾分类一年了
实名制的作用有多大？
投放准确率和分解准确率达到80％以上
方益波 商意盈
浙江省杭州市自2010年起开始试点推行垃圾分类，但垃圾不分类、分错类的情况却相当普遍，于是在杭州一些小区便有了垃圾分类“实名制”的实践。
“紧箍咒”的确让垃圾分类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引发了是否侵犯隐私的争议，甚至遭到一些居民的抵制。
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刻不容缓，垃圾分类是最有效的方式，却面临推行难的现状。为什么大家对好习惯屡教不会？垃圾分类“实名制”能否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效果:分类率提高到80％以上
走进杭州湖滨街道东平巷社区，在回收厨房垃圾的垃圾桶里，绿色塑料袋上标明了每袋垃圾的门牌号。居民每天扔出的厨房垃圾，都会有专人蹲守验收打分，得分情况则公示在垃圾分类试点积分示意图上。
这张图是对垃圾分类的考核，以绿、黄、红3色区分，当天80％以上的垃圾进行准确分类的家庭用绿色标注，60％的用黄色标注，低于40％的则用红色标注。“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一目了然。”湖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姚杰说。
据了解，杭州自2010年3月25日开始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分为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厨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别对应红色、蓝色、绿色以及黄色垃圾桶。截至目前，共有843个小区已经推行垃圾分类，约占杭州所有小区的55％。
杭州市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所长张束空说:“尽管做了大量的前期宣传和动员，但垃圾分类还是面临开头难。”
“大部分居民刚开始没有养成把垃圾分类的习惯，扔进垃圾桶时也是哪个近就扔哪个，如果遇上垃圾桶盖子都盖着，就直接往盖上一放完事。”拱墅区和睦街道李家桥社区书记夏园弟说。
为破解难题，杭州部分小区开始垃圾分类“实名制”的实践。上城区湖滨街道自去年6月开始首先试点实行垃圾分类“实名制”，参与家庭由刚开始的30多户增加到目前的1200多户。拱墅区大关街道与和睦街道也借鉴了湖滨街道的做法，开始试点实行。
姚杰说，居民小区试行垃圾分类“实名制”后，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分类准确率提高到80％以上。这两项指标均比普通小区高出20％以上。
夏园弟说:“‘实名制’一方面有助于居民把爱面子的心理转化为坚持垃圾分类的动力，另一方面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实则不然。比如牛奶属于厨房垃圾，牛奶盒就属于其他垃圾，‘实名制’也有利于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深入指导。”
质疑:在某种意义上是侵犯隐私
垃圾分类“实名制”虽然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也引发了争议，在一些社区推行时甚至遭到了居民的抵制。杭州拱墅区锦绣社区书记黄建华说，垃圾分类采用“实名制”，还有专人蹲点检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侵犯隐私。“每户居民家里吃什么、用什么，都会被人知道，的确有点离谱。”他说。
张束空认为，垃圾分类“实名制”得以产生最关键的两个原因是“垃圾困局”已经到了不得不处理的时候，垃圾分类推行存在诸多现实困难。
据张束空介绍，杭州目前每天产生生活垃圾6850吨，与日益增大的垃圾产出量相比，杭州垃圾处理能力相对滞后。目前生活垃圾各有一半采用焚烧和填埋的方法，在主城区填埋的垃圾占到70％。
杭州环境集团董事长芦俊告诉记者，占地1840亩的杭州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相当于3个西湖大小，自1991年开始使用，目前使用寿命还有8年。“按照杭州垃圾目前日产量，只要6年就可以填满一个西湖，但是杭州再也没有第二个天子岭这样的空间资源了。”他说。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垃圾全部焚烧，引发公众强烈担忧；此后，政府转向垃圾分类，垃圾减量显著，焚烧厂由6000座减至千余座。
张束空说，破解“垃圾围城”，推行垃圾分类，可以让厨房垃圾回归土地、塑料垃圾进行再利用，做好源头“减法”，这是综合成本最低、最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同时，他也承认，这项工作的开展困难重重。
“让人们改变长久以来的习惯已经够难了，垃圾分类的开展还会呈现出物理学上的‘纠缠态’，已经开始分类的人会因为不分类的人改变养成的习惯，并且反复发生，只有当社会达到一致时才能避免局部的无效。”张束空说，“垃圾分类和其他事情不一样，必须每个人亲力亲为，无法通过政府或者企业购买服务来完成。”
专家观点:“实名制”只是起步阶段的特殊办法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缓不得，但也急不得，更假不得。而垃圾分类‘实名制’只是垃圾分类起步阶段的一种特殊办法。”张束空说，当“实名制”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就是这种办法退出的时候。
据了解，自推行垃圾分类试点以来，杭州进行了分层、分级、分阶段的培训以及发送传单、媒体宣传、在垃圾桶旁安装语音提示装置等多种宣传教育方式。
张束空说，接下来，杭州会组织志愿者和社区工作者一起，将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和正确方法落实到每家每户。同时，通过物质奖励、精神奖励和名人效应相结合，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垃圾分类中来，如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已经被任命为垃圾分类形象大使。
杭州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说:“进行垃圾分类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人们环境意识、文明意识和公益意识的真正提升，与其说这是解决垃圾问题，还不如说这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人的问题。”
浙江大学环境工程系副主任吴伟祥表示，即使居民自觉进行了前端垃圾分类，如果在运输与处理中无法做到分类，不但前端分类毫无效果，也会打击居民分类积极性。
据芦俊介绍，目前杭州已增加了54台垃圾运输车，在实行垃圾分类的小区实行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技术也在逐渐提高。
据了解，除了广东省广州市自4月1日起实施国内首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规定违者罚款50元以外，北京、杭州等城市也在积极探索垃圾分类的保障方法。“立法作用的最大发挥是在大多数居民能够遵守的前提下，那对于小部分人的惩罚就有了意义。”张束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