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

　　1　究竟该如何跨过PX这道坎？

　　为何PX变成了敏感词？

　　从2007年因厦门市民的“散步”而进入公共视野起，PX这一化工专业名词就衍生出“一式多份”的问题，承载着公众的环境焦虑，也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环保压力。

　　5月8日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照理说，争论多年，关注多年，应该能得出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然而，虽然日本横滨PX装置与居民区仅一路之隔等国外经验屡有报道，虽然环保部门和化工专家也进行过诸多解释说明，但仍能看到公众“散步”抗议不断重演、仍能看到“一闹就停”和“迁址复出”的拉锯不断重演。为什么所有的牌还是按照第一张牌的方向倒下？

　　PX项目值不值得敏感？5月8日潇湘晨报评论员文章称，综合近6年来媒体的报道、专家的辩论，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所谓高毒性、高致癌性、易爆炸、秒杀一座城市、比1000枚导弹威力更大等等说法，都是经过了夸张的传言。化学界的共识是，PX本身是低毒物质，生产过程中会有剧毒物质产生。但是，后者是很多石化项目都会存在的风险，并非PX项目所独有。民众关心自己的环境权益属于天经地义，但是单单认准PX两个字母却不能说秉持了充分理性的态度。即便是从民众利益本身出发，这样的标签化也容易造成更多环境权益的损失。

　　各地为何要上PX项目？4月28日《财经》杂志分析了PX项目对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意义。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大型城市中22％~34％的细颗粒物排放和全国30％的氮氧化物排放，均来自机动车。环保部门认为，汽车尾气是造成雾霾的“首恶”，这又与中国车用燃油质量偏低直接相关。今年2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紧急决定，加快中国油品质量升级。此次炼化升级，主要是指降低中国汽柴油中过高的含硫量。业内预计中国炼化行业整体投资至少需要2000亿元。

　　目前，降低汽油中硫含量的办法主要有两个:主流做法是“加氢脱硫”，使得油品中的硫分变成硫化氢，然后分离出来；二是使用吸附法。

　　但被公众和有关决策者所忽略的是，生产低毒物质PX的催化重整工序，不仅生产提高汽油品质的清洁组分芳烃(PX　为芳烃的一种)，还副产脱硫必不可少的廉价氢气。如果炼厂没有芳烃联合装置，几乎无法完成炼化升级任务。

　　同样不为公众所了解的一个业界常识是，炼化产业链历来是一个闭环，自成逻辑。割裂其中任何一道工序，都会造成巨大的不经济和上下游的衔接失衡。

　　《财经》杂志就PX项目处处受阻采访了多位人士。“国内一系列PX事件的成因非常复杂。表面看，是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人趋利避害的表现，其中却是地方政府、石化企业与居民之间无法互信和缺乏沟通。”中国石油大学一位教授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水平提高后，人们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增加。”环保部专家则指出，当前中国社会对PX的科普方法不够科学，政府、企业应从整个石化产业链的角度对PX的原料、生产和应用详细解析。青岛民意代表赵晓光认为石化项目的被妖魔化，主要责任在各级政府。地方政府为了GDP和税收，将自身与大炼化项目绑在一起，反而加剧了民粹与妖魔化。

　　缺少有效沟通是症结人民日报在评论中强调，解剖PX项目可见，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有效的沟通对话。不管投资多大、工艺多先进，如果牵涉到民众利益的公共性问题，仅以“通告”、“告知”的形式“单向度传输”，怎能在信息时代、权利时代赢得民众支持？公众激烈的表达背后，实际上是未被尊重的权利、未被满足的诉求，是没有被听见、被看见的情绪和声音。

　　5月8日的扬子晚报评论指出，PX引发的拉锯战，却很能反映出公共领域萌芽的混沌:政府政策秘而不宣，公众感情过激宣泄，公共理性严重缺失。公众对PX敏感，既是知情权被蒙蔽，同时也是对政府信息历史欠账的裂变反应。

　　如何化解公众的环境焦虑？

　　通过对话找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平衡点5月7日的新京报引用浙江省人大代表钱燕珍的话指出，政府在注重经济利益的同时应多加考虑民众的社会福利。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金涌表示，PX项目在中国已成为敏感符号，其解决之道还在于政府、企业和群众的沟通，项目信息公开透明，政府引导市民广泛参与企业项目的立项、评估和生产建设。“没有神秘感了，它自然不会恐怖”。

　　正如人民日报所指出的，面对民众潜在的利益诉求，如果当地政府能转变危机应对的思维，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化解，在PX项目上马之前，积极搭建政府、民众、企业三方对话的平台，进而实现政府了解民意、企业尊重民意、民众理解政府企业行为的良性局面，则有希望做到化潜在危机于无形，最终履行好发展与稳定两个大局兼顾的管理者职责。

　　实现有效的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可能改变事件走向的重要因素。5月8日潇湘晨报认为，民众反对，地方政府宣布停建。看上去是尊重民意，但是问题并没有说清楚，反倒给社会留下了“PX项目果然有问题”的印象。此后，这些项目在哪里出现，都会立即引发当地民众的警惕。这样的处置方式，实在是得不偿失。真正负责任的做法，应该是从一开头就要向民众公开项目的详尽信息，其中当然包括安全问题。要敢说真话，不要担心民众看不懂、不理解。

　　怎样的信息披露才是适当的？中国环境资源法学会副会长曹明德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曾指出，采取引人注目的方式，使得信息发布有效，而不是以隐蔽的方式自欺欺人。要告诉附近的居民，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数量等，会有哪些环境影响，采取了哪些措施减缓这些影响，让民众心里有数。丑话说在前头，要先把话说开了，大家才好判断。

　　如何避免“一闹就停”？

　　潇湘晨报指出，PX项目要脱敏，补上两堂课很有必要，一堂课是公开透明课，一堂课是制度设计课。

　　应建立利益补偿和平衡机制新京报在报道中称，“环境污染已成为继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之后造成群体性事件的第三驾马车。”专家指出，这种“一闹就停”的决策执行方式，只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在“环境敏感期”，凡涉及公众环保焦虑事件，政府更应通过召开听证会，公开环境评估报告信息，从而提高决策的民主参与度、运行透明度。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何艳玲表示，项目投建中，应该建立“谁受益谁补偿、谁影响谁受偿”的一整套谈判以及利益补偿和平衡的机制。“如果你修建的这个邻避设施，虽然对多数人有益，但是对少数人的伤害和损害已经超过对多数人的益处，就应通过谈判协商，政府告诉受损的居民，会给你们什么样的补偿，会配套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居民如果觉得这些条件，足以抚平可能带来的伤害，就有极大的可能继续谈下去。”

　　何艳玲认为:“不妨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一套运作模式，通过立法明确邻避设施所建社区居民、邻避设施兴建方、政府的权责和义务，让各方在游戏规则下表达诉求。”

　　潇湘晨报则认为，建立科学的利益补偿机制三个要点，一是补偿，二是多地选点，三是“拍卖”，让不同地区的民众自主决定是否接受这种有环境影响的项目。

　　建立公众表达平台人民日报的评论称，虽然从政务公开到微博问政，新形势下交流对话的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与群众的权利诉求相比，仍有距离。统筹各个职能部门、统筹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建立公众表达的平台、疏通权利救济的渠道，才能下好这盘大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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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中国式邻避运动

　　邻避运动最早出现在城市化中的欧美国家。起因是垃圾处理厂等市政、工业设施在建设中，时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强烈反抗。居民的诉求通常是“别建在我家后院”(Notinmybackyard，英文简称NIMBY，中文译为“邻避”)。

　　在亚洲，邻避运动首先现身于日本。随后，中国台湾、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也迎来了这一浪潮。

　　“台湾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丘昌泰告诉记者，台湾邻避运动始于30年前，早期口号是“鸡屎拉在我家后院，鸡蛋却下在别人家里”。邻避运动行动者最早以中小型工厂为抗议对象。

　　丘昌泰表示，台湾环境影响评估法规是邻避运动得以部分解决的主要保证，其中包括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程序。厂商若不做相关公开，则属于违法，该项建设就不能进行。

　　据介绍，最终能补偿和收买怒气冲冲的抗议民众的，是邻避设施建设方的“环保回馈”。丘昌泰称，建设方通常会将令人讨厌的邻避设施变得不讨厌，例如设立公园、图书馆、运动中心、温水游泳池等，供附近民众免费(或打折)使用。此外，还有减免电费、减免土地相关税赋、给予奖学金等措施。

　　事实上，充分的公众参与和公正的环境评价，是所有国家和地区解决邻避运动问题的法宝。

　　但在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看来，中国大多数邻避设施在建设中，周边居民的权益通常没能被充分考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误区是，政府照顾大多数人利益，想当然地认为小部分群体应该牺牲和付出。中国向来重视集体利益，对小部分个体的意见不以为然。封闭决策、简单通告，当老百姓开始有意见时，又采取回避的办法，问题于是越来越大。”

　　——来源:《新世纪周刊》

　2　电子垃圾该怎么安全处理？

　　电子产品进入报废高峰期

　　从5月1日起，商务部出台的《旧电器电子产品流通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旨在规范旧电器电子产品收购和销售活动。

　　5月7日经济参考报报道称，管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电子垃圾对我国环境的污染，但在操作实际中仍然存在处罚力度不够等诸多薄弱环节。专家建议应加强立法规范、加大处罚力度、切实对市场进行监管。

　　有数据显示，如果按照10年~15年的使用寿命计算，那么如今中国每年将有500万台电视机、400万台电冰箱以及600万台洗衣机要报废，此外还会有500万台电脑和上千万部手机进入淘汰期。

　　目前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大量家用电器超期使用和废旧电器任意处置的现象较为普遍，由此产生的安全隐患、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经济参考报指出，根据从业资质，我国电子垃圾产业形成了两种队伍:“正规军”和“游击队”。从2004年开始，我国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建立了一批正规电子垃圾回收处置企业，这些“正规军”企业被列入“电子废弃物收集处置名录”，规模大，技术先进。但“游击队”仍是电子垃圾收集处理产业的主力。

　　庞大回收产业链待规范

　　媒体披露，整个废旧电子产品回收行业有一个庞大的利益链条，其中包含了回收者、不同规模的回收经销商和电子垃圾加工处理处。

　　目前我国对电子垃圾的处理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第一，部分可回收利用的电器元件进入二手市场进行交易，然后重新组装到新产品中。如废电脑按废品价格回收，将芯片、主板等拆解后，用特殊药水涂改，再安装到其他机器上。“二手电子配件，翻新后当全新零件贩卖，几乎是行业内的‘行规’。”

　　第二，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将电子产品进行集中分离，提取原料，残余部分送垃圾厂处理。回收来的家用电器，可以销往部分专业技工学校，用于学员日常学习维修。也有一部分卖给收购商，他们利用小作坊从废弃的家用电器中提炼出金属资源。

　　第三，一些家庭小作坊式的垃圾处理厂对不能被二次利用的电子垃圾，进行手工拆解，再用酸性液体置换金属，但此法极易造成环境污染。

　　建立电子垃圾处理长效机制

　　废旧电器市场存量巨大，由于回收体制不健全，其对环境的污染不可小觑。当前，我国废旧电器回收行业的集中度仍然较为分散，在回收过程中，小作坊大量使用焚烧和化学药品手段，给大气、土壤造成了严重的污染与毒害。

　　中国网4月28日的报道称，商务部去年起草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希望加强对该行业散乱状况的管理。意见稿提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主体应建立回收、交付交接记录可追溯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曾经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以求让更多的家电企业参与到废旧电器回收之中。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很多企业并没有及时领到相应补贴，过低的利润与政策执行的不到位正在打击企业的积极性，正在申报回收拆解资质的美的便因此暂停了废旧电子回收项目。

　　经济参考报称，应多手段完善电子垃圾回收处理。业内人士认为，立法是解决电子垃圾污染问题的根本保障。

　　首先，建立电子垃圾处理长效机制。虽然我国有相应的政策规范，但实施起来缺少细则划分，缺少持续性监督和管理，而未从根本上解决电子垃圾回收处理问题。

　　其次，建立完善回收利用体系。国家应积极引导和扶持有条件的中心城市建立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和集散市场，实施电子废物经营许可证制度，规范收集和处理行为。在坚决取缔个体加工处理废旧家电的基础上，做到有资质的分散回收、集中处理。

　　长期关注电子垃圾回收的山东大学教授唐锡光认为，对于垃圾回收散户，政府部门可考虑将具备一定生产能力、技术领先、环境污染少的小企业纳入扶持和试点范围，接受政府部门的业务指导，充分发挥灵活机动的特点。而对于污染严重的散户则考虑有序引导，转变就业，并在今后对行业设立一定的门槛。

　　再次，开发电子垃圾处理利用的新技术。国家应加强电子垃圾处理与利用技术的研究，并制定政策推动电子垃圾回收利用企业逐步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实现由分散处理转向集中产业化处理、由低水平逐步转向高科技。

　　此外，政府部门应给予回收处理企业鼓励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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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军”企业寻求出路

　　2011年底，持续两年的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正式退出。没了补贴，消费者更愿意把电子垃圾卖给出价更高的黑作坊。正规的回收企业反而买不到足够的原料。

　　华新绿源成立于2006年，是全国废旧家电回收处理试点企业之一。此前，“以旧换新”政策保证了80％以上的报废电器能够流向正规的处理企业。这给华新绿源带来了巨大商机。但政策一结束，这些电子垃圾又都流向了违规作坊，这甚至让年处理能力达240万台的华新绿源停工了8个月。

　　违规的黑作坊通常会把旧电器粗暴拆解，将能够正常利用的零部件二次流通到市场，为翻新手机提供造假的原材料。相比之下，像华新绿源这样的正规企业的处理成本要高出很多。

　　今年4月上线的“香蕉皮”网站是华新绿源的新尝试。在网站上，居民可直接提交订单说明自己要处理的产品，网站工作人员核实订单后就会有物流上门回收，华新绿源则会给居民相应的实物回馈。

　　从2013年4月开始，华新绿源和苏宁电器合作，每周末会在苏宁电器营业厅设立手机回收点，现场回收废旧手机。企业负责人表示，政府应通过扶持政策，鼓励设备先进的、技术进步的正规企业发展，同时加强对违规处理行为的监管和处置，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合法企业的生存空间。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