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卫平 黄锡生: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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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防灾减灾 ——2012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2012.6.22~25·成都）论文集 558 中 国 环 境 资 源 法 学 研 究 会 China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Law Society, CERLS 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 韩卫平 黄锡生（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生态女性主义将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相结合，批判父权制的概念框架，认为正是父权制的逻辑使女性和自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而目前全球气候治理正是遵循父权制的思维逻辑进行的，也正是该思维逻辑导致了气候谈判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的无能为力。生态女性主义所蕴含的伦理观为解决全球气候危机开辟了新的视野。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全球气候治理；父权制；伦理观 引言 全球气候问题是关乎人类整体利益，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议题。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产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式主要是国际谈判。国家间希望通过政治谈判从而达成减排的集体协议。然而走过了20年的艰难历程，从京都大会到巴厘岛会议及哥本哈根会议，再到坎昆会议和2011年12月落幕的德班会议，谈判结果都收效甚微。即使产生了一定范围内的协议，也难以避免“背叛”行为的出现。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足以证明此种全球协议的脆弱性。各国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有共识，而缘何在如何应对的措施上却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其根源在于气候谈判一直是在西方传统的父权制理念下进行的。没有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引，气候谈判终将是各国争夺自身利益的战场。父权制的概念框架是生态女性主义所批判的主要对象。在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中,父权制以个体理性、压迫统治、机械自然为其主要特点，正是父权制的逻辑使女性和自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批判父权制的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形成了有益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观。如果能摒弃父权制的思维逻辑,而以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指引气候谈判,全球气候谈判才有可能走出误区,真正以保护全人类的利益为使命，在充满着广泛道德关怀的氛围中进行磋商。 一、父权制的治理理念——全球气候治理步履维艰的根源所在 生态女性主义将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相结合，批判父权制的概念框架，认为父权制的特征是:二元论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逻辑。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理性、压迫统治、机械自然观这些主流模式的男性特征进行了批判。目前全球气候治理正是遵循父权制的思维逻辑而进行的，也正是该思维逻辑导致了气候谈判在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上的无能为力。 （一）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使全球整体利益受损 澳大利亚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家薇尔·普鲁姆德认为理性是传统上与主流男权主义相联系的特征。“对理性的过高估计以及这一概念的对立性建构方式，深深地烙印在了西方的文化及其理论传统中。”[1](p8)理性思维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的产物必然是利己主义的个体理性及“自我——他者”的二元结构。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由于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以及相关的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资金等非地理性地缘因素上的差异,它们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政立场也不尽相同,”[2](p1-2)因此各国势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理性思维从而决定在气候谈判中的态度。 同时由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收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对于减缓气候变化这一重大而复杂的公共产品，存在着严重的“供给不足”和“搭便车”现象。每个国家都希望保护环境，都愿意参与全球协议并做出承诺，免于灾难。但各国又都不愿自行减排，不愿影响本国发展，希望别国多承担责任而自己受益。在这样一个多边博弈机制下，各个国家个体理性的思考带来的后果是集体的不理性，从而导致气候谈判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①，导致全球整体利益受损。 基金项目：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两型社会建设与环保监管模式创新研究（08JJD820167）资助。 ① “囚徒困境”是首先由塔克 (Tucker，A) 提出的博弈论中的经典例子，它揭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可能存在矛盾。这个例子是说，有两个嫌疑人被抓住后，分别被单独告知，如果你们两个都抵赖，凭已有的证据，将各判1年；如果你一人坦白，你就被释放，而另一人将被判10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5年。在这个例子中，每人都面临坦白与不坦白两种选择，并且每个人的利益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选择，还要取决于另一个人的选择。这样，尽管两个人最好是都不坦白而各判1年，但实际的均衡结果却不可能如此，而是两人都坦白，各判5年。 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防灾减灾 （二）压迫的统治逻辑使环境正义难以实现 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沃伦认为统治逻辑是性别压迫和自然奴役的根源所在。“统治逻辑使得尊卑观念演进为‘强权观念’,使人们对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的认识具有压迫性。用这种论证结构,可以证明统治是正当的。”[3](p11)在全球气候谈判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的这种统治逻辑得到了进一步的演绎。 当前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分成三股力量———欧盟、伞形集团、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各力量在气候谈判中的立场也不同。欧盟将自己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在节能减排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希望凭借减排技术的转让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以美国为代表的伞形集团属于碳排放大国，减排意愿低,作为挡箭牌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夹缝中艰难前行。西方发达国家倚靠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都希望在气候谈判中掌握话语权,不愿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导致气候谈判限入僵局。拯救地球的气候谈判成了各国争夺统治权和发展权的战场，环境正义在压迫的统治逻辑下难以实现。 （三）机械论的自然观使全球气候治理缺乏统一的利益基础 美国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卡洛琳·麦茜特在其《自然之死》一书中对伴随着近代科学而诞生的机械自然观进行了批判：机械论将自然看成是“死气沉沉、毫无主动精神的粒子组成的，全由外力而不是由内在力量推动的系统”[4](P212)，她认为正是这种对待自然的男性原则导致了“自然的死亡”。自然的形象由母亲转变为了机器，这种自然形象的变迁,也使父权制世界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合法化,使科学对自然的奴役合理化。自然在科学面前无奈地揭开面纱,将自己袒露给科学。在科学对自然进行了无情的拷问与虐待后,自然伤痕累累,不能再满足人类的需要。 在机械论自然观的指导下，人类共同拥有的地球被作为无生命的机器按国界进行了分割，人类整体的利益被分割成了各个国家、集团的利益。不同利益的驱使导致各个集团治理目标的不同，各个集团都企图通过全球气候治理来实现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远远地偏离了保护人类共生共存的地球的理念。在对地球进行机械性地分割、缺乏统一的利益基础的情况下，期望通过达成减排协议来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显然是徒劳无功的。 二、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全球气候治理的新理念 全球气候治理是世界上最大的集体行动,参与主体跨越了国家的界线，各主体的利益诉求也极其复杂。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要使存在利益冲突的各国达成一定的协议或形成一定的制度都存在着困难。要突破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各主体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在该理念的指引下各主体的行为才能形成合力，向着有利于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发展。父权制的治理理念，使全球气候谈判充满着矛盾和对抗，导致全球气候治理陷入了僵局。生态女性主义在批判父权制统治逻辑的同时为解决全球气候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其蕴含的对解决全球气候问题有益的伦理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广泛关怀的道德情感——对理性思维模式的解构 生态女性主义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建立在对父权制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批判之上。普鲁姆德将二元论视为殖民的逻辑，将理性——情感的二元对立列为二元结构中的一部分。父权制的思维逻辑将情感视为与理性相对峙的一部分，而且“把情感看作不可信任、不可依赖、与道德无关、要受(男性的)理性支配的低等领域,认为欲望、关怀、爱只是个人的特殊的情感,是理性之敌,是反复无常的、自私的,认为道德属于理智范围,与情感和特殊爱好无关”[5](P58)。因此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以美德为基础的概念，比如友爱、尊重、关怀、感激、团结和同情，与理性工具主义是矛盾的，因而在公共空间中没有一席之地，”[6](P202)被认为是私密空间特有的、代表女性领域的概念。 全球气候问题涉及最大的公共空间，在理性——情感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下，这一公共领域只应存在理性而不应有情感的因素。而正是广泛关爱情感的缺失导致全球气候治理停滞不前，如果广泛的关怀能在政治意识和社会行动中得以表达，那么长期被囿于私密空间的关怀实践和美德将会发挥其具大的潜能。“当行为者基于道德义务意识采取行动来促进公共产品的提供时,集体行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7](545)广泛的关怀能够使主体认识到自我与他者的联系和差异，认识到当地生态系统的退化与与全球生态系统退化之间的关系。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如果各利益主体能够更多的体谅他者的需求，更多的拥有关怀的情感；如果发达国家能体会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求，经济大国能对脆弱的岛国的生存予以关怀，那么全球气候治理协议的达成指日可待。 559 2012 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 （二）尊重差异的共生理念——对统治逻辑的解构 父权制的概念框架以二元论为基础形成了价值等级观念，给予一方凌驾于另一方的更高地位，从而产生了统治逻辑：理性统治自然、男性统治女性、文明统治原始。这种统治逻辑根植于西方的文化当中，正是这种统治逻辑促生了西方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也充斥着西方“气候霸权主义”的气息，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资金、技术优势，不顾自身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承担共同的减排责任，在其霸权性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为了逃脱责任又强行退出共同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西方国家的种种行为都显示出其极强的统治逻辑，要想超越冲突，必须摈弃这种统治逻辑，在共同合作和相互性的基础上作出突破传统理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发掘相互性自我中存在的理性，这种自我能够以他者的繁荣为乐，承认与他者的相似关系，却也能宽容他者的抗拒，它能从他者的差异中获得助益。这样一种理性能够开始珍视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生命那无可估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与其他生命一起参与到共同生活的伟大对话中来。”[8](P214)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化承认他者的差异性,并主张对他者差异性的尊重。在此基础上互相关怀、自愿合作、和谐共生，从而实现环境正义。作为世界各国应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我们都是地球的儿女，都负有对地球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同的儿女对地球母亲承担的责任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责任的时间、大小、方式等方面是有差别的，“发达国家在大量消耗资源的过程中积累和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财力资源，并有着丰富的治理污染的经验，它们有能力也理应更早、更多地为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作出贡献，尽更多、更大的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9](P90)。 （三）“生态自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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